“從發現契丹到發現世界，經歷了200多年。”張國剛說，而這正是歐亞大陸平衡被打破，西方超越東方之前的200多年，其間“山雨欲來風滿樓”。

于今是非常時期，福州鹿森書店在線上“聚攏”了不少書友，一起“用方言誦讀詩詞”，了解福州傳統習俗中的“送瘟神”，或與名家“面對面”，聆聽新知……4月3日晚，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張國剛在鹿森書店線上講座發聲，帶來“從發現契丹到發現世界——讀《胡天漢月映西洋：絲路滄桑三千年》”的主題分享，為當下的現實關懷提供歷史的思考。

傳教士來了

一個長期困惑我們的問題是：既然成吉思汗的鐵騎已遠至歐陸，而鄭和的船隊也曾到達非洲，為何中國終究未能在大航海時代占得先機？

張國剛給出兩個層面的解答：從地緣政治來講，在于蒙古汗國營造了一個更為寬松的海陸貿易通道，而中亞、西亞地緣政治又隨著帖木兒與奧斯曼兩帝國的崛起發生變化，遂使得馬可·波羅的東行成為可能，客觀上也促使歐洲人探尋新的航道，從而發現新世界。

此前，西方世界對于東方的知識，基本依據公元2世紀托勒密在《地理學》中的引述，認為只有取道陸路才能到達絲國(中國)。而馬可·波羅則表明，亞洲大陸的東部并非封閉的水域，而是海岸的邊緣。他本人就是經海上絲綢之路回到歐洲的，途中還在東南亞地區逗留數月。

就內在動因而言，這與歐洲信奉的“保教權”密切相關。所謂“保教權”，是指天主教傳教事業上的一種優惠特權，成為歐洲國家瓜分世界的“根據”。

葡萄牙是西歐小國，卻在大航海時代率先闖進亞洲。一大原因是，葡萄牙人認為沿海岸南行繞過非洲再往東行駛，便可到達印度，獲得黃金與香料。而西班牙王室則受哥倫布影響，希望向西航行到達印度。隨著好望角和美洲大陸的相繼發現，葡、西兩國在教皇見證下，于1494年簽署《托爾德西拉斯條約》，在經濟利益驅動的同時，以“保教權”為借口，一個往東，一個向西，開疆殖民。

這群被明人稱為“佛郎機”的葡萄牙殖民者，于1557年在澳門建立定居點。葡人初來廣州挑釁，即被明朝官軍痛擊。如此這般，何以讓他們還有空可鉆？《明史·佛郎機傳》透露一個秘密，原來“廣東文武官月俸多以番貨代”，地方官收入的相當一部分是用外貿物品的“抽分”(按比例向進口貨物征稅)來獲取的，“至是貨至者寡，有議復許佛郎機通市者”。

就這樣，在葡人對東亞貿易的向往、對海外“保教”的信奉，以及明朝官員“特殊”政策的混雜作用下，葡萄牙很快便形成以澳門為中心的海上貿易網絡，這可是當時最長的國際貿易航線，更為重要的是，它為傳教士的西來打開缺口，利瑪竇等人無不是從這里進入中國內地的。

絲綢之路的形成，離不開東西方各自世界觀念的最初萌發。以往就中國的“天下觀”這一話題，國人談得較多，或單提“西學東漸”如何怎樣。殊不知，“東”與“西”觀念的逐漸形成，源于中國的“天下觀”與西方的世界觀彼此塑造著對方的形象。這種互動，在近代前夜的傳教士身上得到了集中體現。

女媧與夏娃

第一個來華的傳教士利瑪竇，最早向歐洲介紹了漢字，說漢字很像古埃及象形文字。他初來廣東，一踏上中國大陸，碰到的第一個麻煩，就是如何向中國人講清楚“God”這一人格神，該用漢語中哪個術語表達，而不至于走樣？

明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安徽宣城人梅膺祚出了一本書名《字匯》的字典，首創漢字按筆畫多少排列部首和單字檢字法，用起來十分方便。據朱彝尊《曝書亭集》記載，在明末清初，《字匯》是一部很通行的字典。荷蘭人號稱17世紀“海上馬車夫”，在東方做生意時，獲得這樣一部書并不難。在今柏林國立圖書館的中文善本書庫中，有一部《字匯》還保存完好，為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一世(1657年—1713年)王家圖書館藏品。腓特烈本為勃蘭登堡選帝侯，熱衷發展東方貿易，并通過荷蘭人弄來一批中文圖書，其中就包括《字匯》。

勃蘭登堡選帝侯中文圖書館館長門澤爾，曾借助這部《字匯》編纂出版過一本“中文—拉丁文小詞典”(《拉漢字萃》，又作《拉漢字匯手冊》，1685年出版，距《字匯》初版70年)，還利用《字匯》等文獻，找到了關于伏羲和女媧的記述，并與亞當和夏娃的故事相比附。

《字匯》釋“媧”：“女媧，《說文》：古之神圣女，化萬物者也。或云伏羲之妹。又云：女媧始制笙簧。”釋“咼”：“咼，苦乖切，快平聲。口戾不正也。”門澤爾由此判定，女媧是伏羲的妹妹，與亞當和夏娃的關系很接近。耶穌會士都說伏羲就是亞當，那么女媧自然就是夏娃。

門澤爾又仔細解讀“媧”字的結構，居然從中找到了夏娃偷吃禁果的信息：“咼”的意思是“咬”(口戾不正也)，正是一個人吃樹上之物的動作。再配合“女”字，可知這個女人是通過一條秘密途徑來到這樹下，這個途徑不合法也不正確。這個女人不是夏娃又能是誰？

與從“媧”字發現亞當、夏娃的原罪類似，“耶穌會士和早期歐洲漢學家，把在漢字中尋找基督教含義的工作，當作一項嚴肅事業去做，認為漢字是上帝所造初民語言的遺存，包含豐富的圣跡”。張國剛點評道：總之，他們研究漢字的目的，是為了從中揭示出大洪水之前的人類記憶，證明中國人是諾亞子孫最接近的傳人。

傳教士們苦苦尋找中文古書中以隱喻方式包含的基督教信息，最常用的基本方法就是拆解漢字。如，從“船”字讀出諾亞大洪水的故事：諾亞一家八口，制造方舟，逃避大洪水。中文的“船”字，不就是由“八”“口”“舟”組成的嗎？又如，從“婪”字發現夏娃的原罪：樹林里一個女人，偷吃蘋果，因為貪婪而犯罪。

釋道儒三家文獻中，均出現過“天主”一詞，利瑪竇最早用它來指稱“God”。“16世紀和17世紀，歐洲人雖然認為中國是個異教徒之邦，但又堅持基督教的普適性理想，故而試圖在中國與歐洲間尋找相似性，并自認為找到了中歐之間的‘同’。”張國剛認為，這種認識實則忽略了文化的現實差異。

大洪水之前

“說中國歷史始于基督誕生之前3000年，其實是傳教士最早提出來的。”張國剛提到早在17世紀，西方人就曾為中國歷史紀年而激烈爭論。

意大利耶穌會士馬爾蒂諾·馬爾蒂尼，中文名“衛匡國”，于1643年經里斯本來到澳門，1661年病逝葬于杭州。衛匡國曾隨南明政府南撤，并赴歐洲求助。他于1658年出版的《中國上古史》，說中國的歷史開端在諾亞大洪水之前的2952年。

當時歐洲的主流觀點認為，諾亞大洪水以來的世界壽命，總共有4000多年。就是說，基督誕生之前上溯到諾亞大洪水，新人類歷史有2400多年。無疑，衛匡國的觀點在歐洲炸開了鍋。歷經宗教改革狂飆的天主教內部，馬上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中國歷史到底有多長，不僅僅是中國人的問題，還涉及《圣經》構建的人類起源故事的真實性。它不再是一個文化學術問題，而是一個政治與信仰問題。

這種擔憂變成現實，啟蒙旗手伏爾泰撿到了“炮彈”。1738年至1770年，他在多處論及中國歷史，堅稱世界歷史是從中國開始的，并嘲諷道：諾亞大洪水不過是猶太人的地方敘事，卻謊稱是人類的普遍事件。

“伏爾泰捍衛中國歷史紀年的激情，源于他自身的理性訴求。”張國剛認為，西方人在不同時期對中國的評價，首先不可簡單地以好和壞、美和丑這樣的對立概念表達。無論在哪個時期，作何評價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于自己對異質文化有怎樣的需求。

甲骨文出土之前，西方學界普遍否定商朝的存在。商朝被確鑿考古材料證實后，1999年出版的《劍橋中國上古史》仍對夏朝的歷史持懷疑態度，主編夏含夷曾大動肝火，指責中國“把歷史記載推溯至公元前3000年，從而使中國與埃及平起平坐”。

把300多年前的爭論與當今作番比較，張國剛發現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熱衷于從政治上解讀異域文明，是西方某些人至今沒有改變的態度，“打量中國的眼光，依然受到歷史慣性的影響”。

當晚的講座，重點只涉及“絲路滄桑三千年”一大時間節點。而有讀者評價，相較一些優秀的“中外交通史”或“絲綢之路史”，《胡天漢月映西洋》這本書許多內容介紹的是“常識”，但后幾章帶有“批判與反思”意味，應該更能針對多數年輕人的知識盲點，立論也算較為中正，“神圣的邊界”“想象的異邦”等章尤為出彩。

“通過比較而認識自己，這恐怕是人類思維中的固有習性。在此基礎上發生種種從自身需求出發的文化誤讀，也成為文化發展過程中很難消除的現象。”回應寫作的意圖，張國剛一大希望是：能在我們的思維中多一些批判與反思的意識，無論是對于我們自身，還是對于別人看待我們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