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許潔

松江區位于上海市的西南部，早在明清時期，松江一帶的田山歌已十分盛行。作為稻作文化的產物，明末清初的田山歌不僅是勞動人民創作的文學樣式，更因具有著鮮明的音樂特性，而獲得了深厚的群眾基礎。上海松江區作為其重要的歷史發展舞臺，是研究田山歌的一面重要的“鏡子”。

以稻作水田生產勞動為題材的農民畫

田山歌，產生和流傳于稻作水田生產勞動之中，主要是以表現稻作生產和水鄉生活風情為內容的山歌形式，曾廣泛流傳于長江三角洲部分水稻耕作地區，是江南地方文化中極具個性色彩的優秀民歌品種，清亮優美。田山歌與其說是歌，更恰當的可以說是一種文化現象，它記錄了歷史文化、婚姻愛情、民情風俗，反映人文語言心理、宗教等大量內容，有著江南稻作文化區域民歌中獨特的藝術價值和欣賞價值。上海田山歌的歷史源頭，一直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當太湖流域開始有原始的栽培水稻農業時，包括上海在內的整個江南就已經產生田山歌的原始形態。作為我國典型的稻作農業區，太湖流域雨量充沛，河湖眾多，氣候溫適，自然條件十分有利。因此，這種悠久的稻作文化傳統，為當地人民創作、傳承田山歌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明代時期，松江一帶的田山歌已十分盛行，如在《續修·四庫全書》中，收錄了多首松江一帶的田山歌；松江新濱、泖田等鄉鎮中廣泛流行的《劉二姐》《撩郎》等山歌，在明代馮夢龍輯錄的《山歌》中都可見到它們的影子。這些事實充分表明，具有稻作文化特點和鄉土文化氣息的田山歌形式，早在明代時期已在上海民間地區廣泛流傳。及至清末，上海地區田山歌的創作與傳播更是達到了鼎盛階段，作為上海西南部的松江地處太湖流域，所轄區域河渠眾多，池塘密布，松江地區諸多的田山歌，正是在這片蘊藏著豐富文化和悠久歷史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2008年，田山歌作為吳歌的擴展項目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之中。

在歷史上，松江地區的藝術傳統與江南地區的整體文化發展，就有著深厚的淵源；江南音樂文化對松江地區的民間音樂，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使其既融于江南地區整體的音樂語境，又有其自身的發展脈絡。

作為江南音樂的中心地帶，太湖流域和上海地區大部分方言屬于吳語系，古稱吳地。這一地域“從歷史到現在,一直是比較穩定的”,大致是現在江蘇的蘇州、無錫、常州地區,浙江的湖州地區和嘉興地區的一部分,以及上海地區，即原江蘇的松江地區。這一帶的民歌稱之為吳歌。所謂吳歌，便是流轉于這一帶小兒女口中的民間歌曲。

也許是江南自然條件、生活方式所釀成的人民的性格、氣質、方言、愛好等方面緣故，吳歌的風格比較溫柔敦厚，婉約輕揚，從語言、表現手法、局勢發展、結構特點等方面看，均與今日上海松江的“田山歌”很相似，有不少曲目、唱詞在近代民歌集里還能見到，更有的流傳于民間。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上海的海派文化歷經城市七百多年的發源歷史和一百六十余年的開埠歲月，在傳統吳越文化的基礎上，孕育了別具一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田山歌”正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它融匯古今，并深深地融入人民的精神血脈之中。

從體裁上來說，按照當地群眾對它的傳統分類習慣，大致將田山歌分為“小山歌”和“大山歌”。“小山歌”與“大山歌”性質上最大的不同就是唱的“形式”：小——人數少、旋律平穩、樂句小；大——集體性、多起伏、多樂句。從題材方面看，其歌詞內容主要來自當地民眾現實生活，多以表現當地民主、勞動、生活、思想、愛情等內容為主，無論是描繪勞動場景和勞動過程，還是表現勞動技術和勞動態度，都帶有稻作文化的印記，與稻作農業生產的特點密切相關。

松江泖田、新浜地區早在清初就已經是著名的田山歌之鄉，山歌班經常活躍于田地間及演出舞臺。但限于農民多半不識字，田山歌的傳唱基本流于口頭，且隨著上海城市化進程的日益加快、稻作生產方式的日益減少，松江的田山歌逐漸走向了衰落，其生存環境和傳承人群均漸流逝，田野間原生態的田山歌已不多見，有些則在不斷面臨著消亡或失傳的可能。近年來，當地加強了對山歌的保護與傳承，使其正在逐步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在此過程中我們需要不斷思考的是：在當代的社會背景下，單一的傳統的藝術體裁如何薪火相傳，走進大眾視野，去符合年輕化的文化需求及審美，進而拉近“非遺”與現代的距離？

中國有成千上萬種民間傳統技藝，它們有的已經消失，有的正在消失，還有的正在重新復蘇。松江田山歌只是其中的一種。“從娃娃抓起”是一句我們經常說的話，我想傳承也是如此。一方面要通過喜聞樂見的形式，宣傳我們的傳統藝術，讓娃娃們進一步了解、走近、愛上傳統藝術；一方面要保護傳承人，為傳統藝術搭建平臺載體，并激發二度創作，這也是對于田山歌的保護與傳承的一個重要途徑。豐富田山歌的展演活動，以原帶創，以始帶新，結合時代特征，在吸收西方社會文化藝術的同時，保留多一點民族文化自信，這種自信將不斷滋養社會審美對于傳統文化的需求，保留傳統音樂生存的土壤，在新時代重放光芒。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