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 韓春暉

潘岳先生新作《戰國與希臘》，將中華戰國時期與古希臘文明同置于一種“對話場景”，以強烈的歷史擔當來探尋兩種古典文明演進的主線與分岔、思想與道統、共性與個性。作者既是文明的重新“發現者”，又是文明的深入“思考者”，更是文明的平等“對話者”，清晰地展現了文明對話的前提預設、基本路徑和思維場景，成為文明對話的一次經典文本。

對話必有基本立場。行文伊始，作者就坦陳了開展對話的基本立場并一以貫之。一是，文明是平等且差異的。若無平等，對話實為強勢壓服。若無差別，對話淪為鸚鵡學舌。他認為，統與分的差異，是中國文明與古希臘文明最重要的不同，這是對話的出發點。二是，文明是包容且共生的。作者完全跳出“文明沖突論”的思維桎梏來重新審視文明，指出：“中國人是通過定義朋友來認識自己。希臘古典文明是朋友。”顯然，作者的這種立場與“和合”觀念一脈相承，本身就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思想守望。

對話講究路徑方法。文章綜合運用多種方法來將戰國與古希臘兩個并未真實相遇交融的古典文明進行對話，形成了獨特的觀察路徑。其一，回到文明源頭。戰國是中華文明定型的關鍵源頭，“大一統”的政治道統自此延綿不絕。古希臘是西方文明的起點，“分治”的基因自此代代遺傳。但是，這種“回到過去”絕非為了以古否今，為批評西方尋找理據，這本身就違背了“對話”的原初立場。即，對話的目的絕非對抗。在一定意義上，作者只是一個穿越回去的“觀察者”，只為發現真相，重新敘述。其二，提取歷史切片。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作者截取公元前五世紀到三世紀這一最具相似性的兩百年作為歷史切片，來具體觀察和比對戰國與古希臘“統一運動”的歷史情境、道路選擇和不同結局。這一時期的最大共性是原有政治結構已經失序，認同的共同秩序還未形成，由“亂”到“治”的社會需求非常強烈。其三，把握思想脈絡。對于戰國，作者始終把握“引法入儒”的思想脈絡來展現“王霸兼用+取道中庸”的大一統路徑。對于古希臘，作者始終把握“大希臘主義”的思想脈絡來解釋“暴力征服+文明傳播”的實踐困境。這兩條脈絡先后并行，最終卻相交于“分”與“合”的政治觀念，對兩種文明的不同道路給出一個最終正解。其四，聚焦關鍵人物。作者先后聚焦了荀子、伊索克拉底和亞里士多德三位思想家，以個體命運講述思想發展，以思想發展凸顯時代困境，并以時代困境驅動文明演進。在這種講述中，往往細微處有玄妙，無聲處起驚雷。比如，作者論及荀子關于“中道”的標準就是“實事求是”。此等觀點，乍看似乎標新立異，再讀確有相通之處，細品更覺一語中的。其五，著眼照亮未來。作者試圖驅散一些認知迷霧，以古典文明對話來照亮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未來。比如，每一個文明內部，每一種精神追求，都蘊含著巨大矛盾；多元與矛盾并存，會為人類文明基因庫留下更多種子；在人類社會進程上，不存在某種能解釋一切的理論，不存在某種普世的絕對原則。這些論斷雖是此次古典文明對話的思維結晶，卻符合不同文明演進的一般規律，就像草原遠處無聲流淌的小河，等到眼前時卻發現水勢已經不可阻擋。

對話共繪美好前景。文章最后從“自由與秩序”的價值排序問題出發來描述文明對話的美好前景。作者認為，希臘文明和中華文明的核心要義，是“自由優先”還是“秩序優先”。“對自由優先與秩序優先的分歧，不應成為中西文明交流的障礙，反而應成為中西文明互鑒的基礎。……對于自由來說，要探討如何加強秩序，以防止瓦解；對于秩序來說，要探討如何加強自由，以激發創新。”作者由此進入了屏蔽意識形態傾向的空靈之境，將自由與秩序同置于合作互補的治國圖景。在他的語境中，中華文明的“秩序優先”實質上是“集體自由優先”，區別于希臘文明的“個體自由優先”。“集體自由優先”中必然生成適度限制個人自由的基本秩序，卻又最大可能地實現個體自由。兩者之間的辯證平衡，確需“極高明而道中庸”，方能“畏法度者最快活”。

總之，本文所建構的對話場景氣勢恢弘。作者腳跨歐亞兩洲，手托戰國與希臘，目隨荀子、韓非、李斯、伊索克拉底和亞里士多德流轉，穿越時空精神對話，給人以深刻的思想啟迪和強烈的文明自豪。而“行純粹者易，行中道者難”，更不啻對知行合一者的警訓和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