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傳，在特爾斐神廟上刻著三句箴言，即：“毋過”、“你是”和“認識你自己”。語短意深，言簡義明。這是人文的話語，也是人類永恒的話題。無論是西方的他者，還是東方的我者，都無法回避這一始終與你同行的議題。

世界是多元的，世界上的文明也是多元的。文明沒有優(yōu)劣之分，也沒有高低之別。多元的文明給世界帶來了萬分的精彩，精彩的世界又為文明的交流、互鑒提供了廣闊的舞臺。

中華文明具有5000年的發(fā)展歷程，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她既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創(chuàng)造，也是中華民族發(fā)展之根本，復興之基礎。根深方能葉茂；基實才可致遠。培根固基是時代之使命，更是民族復興之偉業(yè)。中央社院以文化復興為己任，抓住知彼識己之根本，立足比較，察析異同，追源溯流，明辨主張，為學術添新知，為決策獻依據，成就斐然，聲譽鵲起。

近年來，中央社院組織專家聯(lián)合打造《先秦政治與古希臘城邦政治研究》《秦漢皇朝與羅馬帝國比較研究》《魏晉隋唐民族融合與歐洲蠻族入侵比較研究》等著作，從學理上探尋中西文明之源，為我們深刻認識中西文明之本源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

從嚴格意義上說，政治不等于文明，但政治是歷史的脊梁、文明的核心。因此，從解剖政治入手，顯然是理解中西古代文明的一把重要鑰匙。  

先秦中國的華夏人群和古代希臘人都創(chuàng)造了自己獨特的政治文明。它們分別被視為中西政治文明之源。從政治表象上看，中國先秦時期各諸侯國（方國）與古希臘人在“荷馬時代”之后建立起來的諸多城邦，十分相似，但實質內涵卻迥然不同。各諸侯國（方國）是王朝治下的地方單位，長期臣屬于中央政權，是以天子為核心的統(tǒng)一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大一統(tǒng)是中國發(fā)展的主要趨勢。而古希臘人的城邦則是主權獨立的政治實體，國家林立，互不相屬，缺乏聯(lián)合統(tǒng)一的內在動力和實際行為。二者的差異性對后世中西歷史影響深遠。

中國自秦漢王朝起確立了高度統(tǒng)一的中央集權體系和以儒法合流為特征的治理模式，基本奠定了中華大一統(tǒng)的政治框架。中央集權、郡縣治理、編戶齊民構成了兩漢皇朝治理的鮮明特征。與此同時，羅馬也形成了西方歷史上最為龐大的帝國體系。但問題是，羅馬帝國由強力而成，省分三等，民為九級，中央始終難以集權；正像“羅馬無皇帝”一樣，羅馬也無“孔子”，書不同文，俗不同規(guī)，有帝國之身，但無鞏固帝國統(tǒng)一之思想。其文明傳統(tǒng)最后為基督教文明所替代也是必然的事。

魏晉隋唐時期，中華民族的發(fā)展進入新階段。在經歷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大沖突、大融合之后，中華文明形成了政治、民族以及文化等方面的結構性認同，不但化解了斷裂的危機，而且還迎來了隋唐更高的統(tǒng)一。這種現(xiàn)象在同期的羅馬世界并沒有出現(xiàn)。帝國境內的各族群始終保持獨立。蠻族入侵摧毀了西部帝國，族群各自獨立的趨勢進一步加強。羅馬人和蠻族既缺乏結構性的認同基礎，更沒有帝國統(tǒng)一的意向與責任，從而導致羅馬的歷史和文明沒能渡過危機，出現(xiàn)了實質性的斷裂。

中央社院的潘岳先生高度重視中西文明的比較研究。他花了大量的功夫研讀原典，以獨特的視角審視中西文明的社會與政治功能，新見迭出，發(fā)現(xiàn)了眾多值得學界深入思考的大問題。例如：他提出：“希臘古典文明與中華古典文明，同時存在，同樣偉大，各成體系。”“政治制度方面，古希臘城邦多元自治，既有雅典的民主制，又有斯巴達的雙王制。中國先秦時期，則是由周代分封制，轉為戰(zhàn)國末期的中央集權郡縣制。

政治觀念方面，古希臘視城邦的獨立自由為最高價值，中國先秦時期視大一統(tǒng)為最高追求。……政治認同方面，古希臘城邦始終存在希臘人和蠻族的界限。先秦時期，華夏人和異族之間沒有絕對界限，夷夏轉化交融，為后世多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礎。”

再如：他認為：“通常認為專屬秦國的法家制度和精耕農業(yè)，實際是魏國發(fā)明的；通常認為自由散漫的楚國，實行‘縣制’比秦國還早；通常認為商業(yè)發(fā)達的齊國，其《管子》中也含有與秦相似的‘保甲連坐’元素。

可見，儒法并行、刑德同用，才是戰(zhàn)國晚期的整體潮流，政治觀念亦基本趨同。這個政治觀念，就是‘一天下’。誰也不甘于小區(qū)域的分治，都要去爭奪完整的天下。不是爭要不要統(tǒng)一，而是爭由誰來統(tǒng)一。”

潘岳先生以極其敏銳的眼光、縝密的分析，得出是中西兩種文明的根性塑造了兩種不同的道路。“西方不斷走向分。從地域上分，從民族上分，從語言上分。其間也有統(tǒng)一的努力，如羅馬的努力，基督教的努力。但分的趨勢占據主流，最終歸結到了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

中國則不斷走向合。從地域上合，從民族上合，從語言上合，其間也有分離的時期，比如王朝更替，比如游牧民族沖擊，但合的趨勢占主流。造就了中華文明的集體主義根性。”

這些觀點與見解論證周密，分析透徹，有歷史之實，更有哲學之義，極具思想價值，對于人們進一步辨析中西文明之本質內涵意義重大。

作為研究的課題，馬上就會結束，但作為研究，還遠未終止。起步雖不易但非常值得期待，因為接近世界舞臺中央的中國，更需要了解世界，更需要以開放的姿態(tài)吸納世界的優(yōu)秀成果。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離不開各國人民間的人心相通，更離不開中國智慧的無私奉獻。

歷史進入了新時代，進入了文化大發(fā)展的新時代。新時代需要有一批學貫中西的學者；新時代需要有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

中央社院任重道遠！

（作者：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tǒng)一戰(zhàn)線高端智庫“中西文明比較研究項目”專家組主要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