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們生活在一個文明世界里。文明實質就在于人能在獲取一定自由的基礎上確立起某種秩序，從而獲得安全、能有所發展。而所謂自由，就是能自主地選擇。當然選擇的空間不是無限的，總是要受來自自然必然性、人類歷史必然性的制約。所謂“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說的就是這么一種人總是得在有限的時空條件下做出選擇、企圖掙脫束縛，卻又總是因此而置身新的限制自己的環境中的境況。人“不得不自由”，因為總是能選擇、總是在選擇，也總是得做出選擇——然而選擇卻也潛藏了“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的風險。于是就要有秩序，用它將任性從自由當中剔除出去。秩序是怎么來的，它又如何可能？這就是著名的“霍布斯問題”。

交往特別是交往中的選擇產生秩序。人與神、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己，身體力行的交往、精神層面的交往，都在生產、再生產某種秩序。在不同文明的源頭，在賦予它們生命基因的時刻，由于所處時空和條件不同，各民族先民們選擇了不同的要素、不同的方面和內容，選取了不同的封裝形式，形成了不同的自由與秩序的組合。先民們元初的、造就了今天不同文明根性的交往和選擇多已流逝了，但其影響卻千古不滅、于今為統。思想的考古可以使我們極大地接近他們，理解其精神世界、領悟其交往和選擇中深沉的思考。《戰國與希臘》可謂是此種思想考古的一部力作，展現了宏闊的、弭平了時空界限的場景，鑿空中西、勾陳古今，為我們返本開新、融會人類優秀文明樹立了標尺。

相同的歷史年代里，戰國與希臘分處于深海般的大陸之上、淺碟般的池塘[1]邊上，農業、商貿的差異也使兩邊的人們于世界有不同的看法，于問題有不同的想法，于事情有不同的做法，當然就有了不同的活法——這都是因為交往、選擇不同，都是出于對秩序、自由理解和偏好的不同。由此不同，發生于歐亞大陸兩端、而今基本上主導了世界格局的兩種文明表面看來幾乎就是格格不入的。然而只有一個地球，雙方勢必還是得要共在、并存。

二

這個世界真的很是奇妙、很是豐富多彩：有黑有白、有正有反，有統有分、有和有爭，有善有惡、有美有丑……但它總歸還是一個世界。世界如此，人也如此。人與人差異再大，總還是得在一起。必須在一起的不同人們究竟得如何相待？必須共在的文明到底得怎樣相處？

先看第一個問題。霍布斯的解答是：要有統一的秩序。為了走出叢林狀態，大家都應當將權利轉交給一個人格化的強大力量——主權國家。如此統一之后，人就都是安全的了。又由于服從國家差不多就是在服從自己，所以人又都是自由的了。霍布斯是個“騎墻派”，就像《戰國與希臘》文中所講的荀子、亞里士多德一樣不為當世（彼此拮抗的雙方）所喜，王黨批他民主、瀆神，民黨又批他迎合專制。關鍵在于其理論是飽含了矛盾的：他固然是強調國家必須像利維坦一樣強大有力、不受挑戰，這樣才能更好地保護人民、捍衛自由；然而他卻又在邏輯上廢掉了專制傳統的根基，將強大國家建構在個人主義、契約認同的基礎上。實際怎樣呢？人還是天然不愿受約束——在崇尚權利本位、反對專制王權之余，連對維持必要秩序的國家特別是國家能力也還是要反復地究詰。

不同于西方、希臘文明的根性，古代中國農業社會天然傾向于共同體本位的價值觀、秩序取向。表面看，春秋戰國的分爭同古希臘城邦內戰極其相似，但就文明的精神和氣象而言卻是根本相左的。就像天體物理學所講的黑洞、白洞一樣，中國列國的內爭、碰撞是向心吸納型的——向內追求統一和秩序，希臘城邦則是離心噴射型的——向外尋求自由和釋放壓力。戰國、希臘都是經由選擇生成秩序的，但為何中國秩序歸于集權、大一統，西方秩序導向權利、自由？關鍵在于選擇主體不同、主體偏好不同。不同于希臘的個體本位支撐城邦本位，戰國是小共同體本位通向國家本位，中國先民們的選擇則是一種集體、共同體的選擇，其首要的價值自然是安全而非自由。所以，當霍布斯的契約締結以后，還是會存在一個出于個體理性而背約并帶來集體非理性的“愚夫問題”“囚徒困境”。而在中國，則是長期維持了高度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個體選擇是次要的，也難能挑戰強大的秩序。

三

再看第二個問題。還是要接著比較兩種文明秩序內核的異同。個體選擇的自由，以及由此而來的向大自然、向本土以外其他文明世界擴張和釋放能量的影響是非常強的，也先天決定了西方后來在科技創新、殖民墾拓等方面的強勢。而在另一面，它處理內部問題時卻始終無法獲得此種強勢，面對原子化的公民，政治生活只能靠說服——權利均衡、自由理性是其法則。在中國，共同體選擇的秩序于整體而言自然是理性的，但于個體、小共同體而言，它所能提供的選擇空間就總是局促的。東方專制主義倒真地是在古代中國確立起了抽掉了人民制約的“利維坦”，它本質上是任性的（譬如秦政的嚴苛），但也要借助于說服——基于集體安全、福祉的秩序理性的說服。這也就是禮與法的合流。傳統中國秩序是如此地專注于內部，以至較少像西方文明那樣有面向外部世界的探索的興趣、探險的沖動。

在不斷解構、重構有限自由空間的過程中，人們既依托經驗的調試、又仰賴理性的建構；既在經驗過程中反思和建構，又在建構過程中經驗和實踐。這就有了綿延兩千多年仍保持了各自根性的現當代中西方文明。總體來說，中國文明是偏建構、偏秩序的，西方人是重經驗、重自由的，在現代發展中它們都有其優勢，也都有其短板。在現代技術已對人的生存環境及其交往方式、選擇方式帶來翻天覆地改造的今天，文明固有的短板尤其凸顯了，文明間的差異尤其放大了，后世傳人們反思、重構和調試各自秩序的努力也尤其必要和緊迫了。還是要做出選擇：是敝帚自珍、墨守藩籬，還是彼此走近、神交魂與？當下的選擇攸關全人類的前途和命運。

文藝復興后，世界是平的，正如當年戰國希臘曾經共在的那個世界一樣。當時，先有東學西傳，后有西學東漸，文明對話和融會的結果是有了幾百年的近代化、現代化。現在，世界又是平的了，中西文明間不再有仰望、屈從了，但還是缺乏充分的理解、尊重。前提是要反思和批判，對自己和對方都要有痛苦的解剖、精微的洞見。文明融會、道取中庸說時容易做時難，這一事業會讓努力者付出代價、甚或被視為離經叛道。正如荀子、亞里士多德，霍布斯似乎不是騎墻，他深知自由、秩序各自的好處，同時又深知它們各自的壞處。類似的人物似乎還有康德——他太懂唯物主義了、也太懂唯心主義了。不再贅言。

回望歷史是為了開出新篇。現代化還是要繼續往深處走。未來一個民族在這條路上到底能走多久、走多遠，取決于它把握各種文明的深度以及融會多元文明的廣度。

[1] 柏拉圖：“我們環繞著大海(愛琴海)而居，如同青蛙環繞著池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