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中西方文明比較，既能使中國與西方世界深刻地認識對方，準確地認識自己；更能淬煉人類共同價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中華文化學院）近年來設立了“先秦政治與希臘城邦政治比較研究”、“秦漢王朝與羅馬帝國比較研究”、“魏晉隋唐民族融合與歐洲蠻族入侵比較研究”等12個中西文明比較研究課題，組織專家學者從文明根性上研究中西方道路之不同，以歷史自信提升文化自信，以文化自信強化理論、制度和道路自信。日前，中央社院黨組書記、第一副院長潘岳同志為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的中西文明比較系列叢書作了第一篇序《戰國與希臘》（點擊回顧原文）。此文在全球共同抗擊疫情的背景下，引發學術界和思想界對中西文明比較的深度討論。在此編發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的評論。

潘岳先生新作《戰國與希臘》一文（原文見《文化縱橫》6月號），論述了荀子在儒家與法家之間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讓我對荀子以及法家有了更深的理解。文章對亞里士多德的講述，也很有啟發。我對中國歷史僅限于一些粗淺的閱讀，對希臘歷史更是知之甚少，但受此啟發，也有一些粗淺認識。

潘先生認為，中國自先秦開始就把“秩序”作為核心的追求目標，這無疑是十分正確的總結。孔子一生都想恢復周禮，孟子更多地強調個人修養在其中的作用，而荀子則推進一步，讓儒家成為接地氣的治國理政的學說。中國人對秩序的追求，可能起源于周朝。商代的中國是由商以及被商征服的方國組成的，商以其殘酷的手段壓榨方國。周推翻商的統治，也許從商那里吸取了教訓，對于征服之地采取了分封制，不僅封自己人，也封當地的貴族，包括商的貴族。周的統治不以武力為手段，而是以一套禮儀制度來規訓和柔化各個諸侯國。進入東周之后，這套制度趨于瓦解，各個諸侯國獲得事實上的獨立地位。

進入戰國之后，各國之間的爭斗成為主旋律，但是，爭斗的目的不是像商那樣征服對方，讓對方臣服、納貢，而是要把對方納入自己的治理版圖，完成天下的統一。秦始皇統一中國，完成了中國“化家為國”的過程，用福山的話來說，就是建立了一個現代政權：國家不再是君主一人的國家，國家的治理也不再是君主和他身邊少數人的事情，而是交由一個官僚集團來完成。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把儒家當作國家的唯一正統學說，并不是真要“罷黜百家”，而僅是把儒家學說當作國家統治的政治哲學。自此，中國的政治秩序牢固地建立在儒家學說的基礎之上。

潘先生認為，與中國追求秩序不同，希臘從一開始就是以追求自由為主調。在這一點上，我有比較大的疑問。亞歷山大之前的希臘，從國家形態來看，尚處于中國商代的階段：各城邦國家之間以爭斗為主旋律，一個國家的目標要么是征服其他國家，要么是避免被其他國家所征服。雅典的民主制度聽起來很美，但卻是以奴役周邊國家作為支撐的。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導火索是它們各自的附屬國之間發生爭斗，它們不得不出面干預，就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階段的德國和英、法一樣。所以，與其說希臘人愛好自由，毋寧說他們喜好征服。亞歷山大統一希臘，為的是去征服波斯和東方的其他地方。在打敗大流士之后，亞歷山大霸占了大流士的妻女，這對于中國人來說，完全是野蠻人才能做出來的事情。

錢穆先生曾經說過，軸心時代的三大文明分別解答人生的三大問題之中的一個：希臘文明解答“我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印度文明解答“我是誰”的問題；中華文明解答“如何活在當下”的問題。因而，希臘文明是外向的，傾向于征服，好處是發明了科學；印度文明是內省的，因而發明了人類第一個宗教；中華文明是入世的，要解決人與人之間和平相處的問題，因而發明了現代治理模式。

從治理的角度來看，人類社會大體經歷了下面四個階段：氏族-方國（城邦）-封建-現代國家。希臘剛走出城邦階段就被羅馬滅掉了。羅馬帝國是一個大的封建帝國，它衰落之后，歐洲退回方國（城邦）階段，直到近代民族國家形成之后，才出現現代國家。東方的日本一直是處于封建階段，直到明治維新才建立了現代國家。

但是，這種落后的表現，到近代卻成為這些國家現代化的優勢。比如，在英國，貴族強迫國王簽訂《大憲章》，明確國王只是“我們中間的第一個”，即使后來國王的權力增加，他的權力也沒有達到中國皇帝的權力。加上宗教因素，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就變得容易得多。日本的明治維新也是類似的。幕府后期，幕府將軍的權力受到強藩的挑戰，最終，4個西南雄藩聯合發起倒幕運動，革命成功。

反觀中國，兩千多年前建立的現代國家，到近現代卻成為現代化的最大障礙。皇權在中國人的觀念里如此之根深蒂固，讓中國走西方式的現代化舉步維艱。中國需要、也可以走出一條既擁抱世界主流價值、也保留自身文化特征的現代化之路。在這方面，發掘儒家傳統思想并使之現代化，恐怕是中國現代化的關鍵性一步。潘岳先生對荀子的論述很有啟發意義。把荀子的追求翻譯成今天的語言，就是要以儒家的政治哲學為基礎實行法治，同時提高整個社會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