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向我國出口基礎材料、設備、芯片、軟件等產品，特別以所謂“軍民兩用技術”為由限制我國高端芯片、操作系統、5G、物聯網等領域的發展，甚至將我國一些基礎前沿的高科技企業列入限制范圍，企圖將這些企業扼殺于搖籃之中，阻礙國家發展戰略的實施。

首先，我們應高度重視受限企業的生存困境。近年來的中興、華為事件，充分展現了其破壞力，甚至需要相關企業犧牲一定主導權和大量資金才得以生存，究其根本，還是核心基礎產業受制于人。近期我們在調研中了解到，我囯集成電路產業中除了以運算和存儲為主的硅半導體產業發展受限以外，以砷化鎵、氮化鎵為代表的化合物半導體產業也正面臨美國的全方位阻擊，從基礎材料、晶圓外延生長到芯片的制造，主要生產單位均被列入其“實體清單”。比如，某公司因其掌握了大尺寸化合物半導體的生產制造技術而受到美國監控跟蹤，在公司尚未投產前，便于2014年8月1日、2016年3月21日兩次被列入美國實體清單。2016年4月公司投產后，于2018年8月1日再次被列入限制名單。由于限制具有長期性和全方位的封鎖，不僅公司的供應鏈、市場應用、融資渠道、技術交流受到重大影響，而且，個別囯內的戰略投資者和上下游企業出于規避風險，保持了觀望，甚至減少業務。可以說，受限企業面臨著生死存亡的考驗。

第二，建議采取超常規方式，來支持限制企業的發展。不難看出，美國利用制定“實體清單”、使用“卡脖子”手段，企圖卡住我國集成電路產業的命門。在操作系統、工業軟件、航空發動機、觸覺傳感器、重型燃氣輪機、特殊化學品等國民經濟命脈上，該國也采用了同樣策略。

對此，我的建議有4點：一是國家有關部委建立受限企業的問題直報會商解決機制，既要幫助解決共性問題，又要及時解決個性和急迫性問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二是將受限企業所屬基礎材料、工藝、設備納入國家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的攻堅戰范疇，從國家層面加大其承擔項目和配套獎勵力度；三是金融機構對受限企業的融資貸款給予超常規優惠支持，國家層面的政策性產業基金，不僅加大投資，而且要超常規地減少附加條件；四是工信部牽頭梳理化合物半導體產業鏈全景圖，找準關鍵缺失環節，“全國一盤棋”突破“卡脖子”技術，打破國外封鎖。

（作者：全國政協常委、中國鋁業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 葛紅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