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領導、親愛的戰友們：

大家下午好，看到這么多年輕的戰友們加入我們的隊伍，我作為空軍的一名老兵，感到非常高興也非常親切，看到你們就讓我想起了我們當年熱血青年參軍入伍的情景。我們從穿上軍裝到成為一名真正優秀的軍人，這個過程是一條漫長的道路，希望大家能夠珍惜自己的這身軍裝，能夠把我們革命軍隊優良的傳統在你們的身上得到傳承和發揚。

朱和平

今天我發言的題目是——鐵血朱德。為什么選這個題目呢？因為大家可能都是從電視上、文藝作品中了解朱德總司令，給人的印象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形象。我從小在他身邊長大，我也是這種感覺。我出生的時候已經是新中國成立以后，在和平時期，朱總司令在對自己的部屬、下級、戰友、同志、親人之間，他的確是一個和藹可親的長者。但是在困難面前、在敵人面前，他是一位鐵血勇士，在這一方面非常遺憾，咱們很多的影視作品、文學創作沒有把這方面展示出來，所以，我今天通過幾個小故事，給大家展示一下朱總司令鐵血的一面。

2014年10月31日，習近平主席在古田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提出:“努力培養有靈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軍人。”   

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提到了“血性”這個詞，那么血性是什么？血性指的是一種精神，一種氣質，一種膽量。血性，就是敢于亮劍，敢于剌刀見紅，是敢于擔當，敢于斗爭，敢于勝利。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一往無前，能壓倒一切敵人，而不能被敵人所屈服。”這就是血性的精神，這就是我們人民軍隊的看家本事。

電視劇《亮劍》中有一段對話，趙剛政委說：“一支部隊也是有氣質和性格的，而這種氣質和性格與首任軍事主官有關，他的性格強悍，這支部隊就強悍，就嗷嗷叫，部隊就有了靈魂，從此，無論這支部隊換了多少茬人，他的靈魂仍在!”這句話說的是李云龍，這句話是帶有普遍意義的。我們人民軍隊今天為什么是勝利之師、威武之師、鐵血之師。這和我們這支軍隊的創建者、它的首任軍事主官，我們朱總司令是有相當大的關系的。我軍的創建人之一，我軍歷史上唯一一個總司令。他的性格深深地影響著我們這支軍隊，朱總司令為全軍做出了表率，直到今天。這個不是我說的，很多領袖對此都有評價。

毛澤東評價他:“肚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聶榮臻評價說:“朱毛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旗幟”；劉伯承評價說：“你是中國軍人的偉大導師”；徐向前評價說：“朱德同志為革命戰爭而誕生，是擘畫軍事、駕馭戰爭的偉大能手”；楊尚昆評價說：“他是元帥中的元帥，司令中的總司令”。為什么有此評價？因為在朱總司令的身上展現了人民軍隊的所有的優秀品質，堪稱全軍楷模，到今天為止，我們人民軍隊中仍然有很多優秀的作風、優秀的思想，都能看到他老人家的影子。

朱總司令最有革命軍人的品格，有血性、敢擔當，愈是在最緊要、最危急、最艱難的關頭，愈是堅定，愈是有能力、有辦法挑起重擔，力挽狂瀾，扭轉危局。這就是朱總司令的血性。

從朱總司令在革命戰爭年代的幾件事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血性。

一、 南昌起義后的石徑嶺遭遇戰

我們都知道，南昌起義之后之所以這支部隊沒有被打散，就是因為朱總司令保留了最后的火種，這支火種后來上了井岡山，跟毛主席領導的軍隊會師就形成了朱毛紅軍，就成為我們中國革命的一面旗幟，在漫長的革命道路中，朱毛的名字始終是連在一起的。但是，從南昌起義到井岡山會師一共經歷了8個月的時間，他們碾轉、行軍、打仗走了三千里地，堪稱是一次小長征。那么在這個過程中，軍隊就遇到了一次最驚險的戰斗，這場戰斗史書上說的不多，電視劇中也沒描寫過，但它確實是刻骨銘心的。石徑嶺在福建、廣東、江西三省交界處，在崇山峻嶺之中，他的地形和天險臘子口一樣，可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唯有一條路就叫石徑嶺。

粟裕在《激流歸大海》一文中，回憶南昌起義軍南下失敗后，10月7日，朱總司令率領部隊從饒平出發，沿閩粵邊一路急行軍，16日抵達武平。緊緊尾追的國民黨軍錢大鈞部一個師，17日也到達武平。朱總司令不得不在這里打了一個退卻戰。他指揮部隊擊退敵人兩個團的進攻，打垮追敵，但部隊亦受很大損失，還剩1500多人。再向西北奔贛南，到達閩贛邊界的石徑嶺時到處都是懸崖峭壁，只有一個隘口可以通過，卻被反動民團的（部隊）占踞了，阻攔起義軍通過。“這時，朱總司令志突然出現在隊前，他一面鎮定地指揮部隊疏散隱蔽，一面親自帶領幾個警衛人員，從長滿灌木的懸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敵人側后發起進攻，敵人驚恐萬狀，紛紛逃跑，給我們讓開了一條前進的道路。當大家懷著勝利的喜悅通過由朱總司令親自殺開的這條血路時，只見他威武地站在一塊斷壁上，手里掂著駁殼槍，正指揮后續部隊通過隘口。”“經過這次石徑嶺隘口驚險的戰斗，我才發覺，朱總司令不僅是一位寬宏大度、慈祥和藹的長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戰、身先士卒的勇將。”

二、 長征中的土城戰斗

1935年1月27日，當時剛開完遵義會議，我們的紅軍經過萬里長征迫切想打一場勝仗，我們就把目光對準了川軍的部隊。當中央軍委到達土城，土城三面環山，背靠赤水河，正是一個打伏擊戰的好場所。這時獲悉川軍劉湘的模范師郭鄖祺的4個團正尾追紅軍向土城開來。軍委決定，利用土城以東山谷夾峙的有利地形，給追敵一個迎頭痛擊。這一任務就交給了正在附近的彭德懷，軍委要他統一指揮三、五軍團去殲滅這股敵人，以紅九軍團及紅二師擔任預備隊。

28日晨五時戰斗打響，但經過連續幾個小時的激戰，我軍并沒有取得較好戰果，且越打越被動，陣地被壓縮。這時才發現情報有誤：原來以為川軍是4個團約六七千人，實際上來的是6個團上萬余人，而且增援部隊還在不斷涌來；川軍的武器裝備和戰斗力都比黔軍(大煙槍軍)強得多，這也是最初估計不足的。

戰局的發展對紅軍越來越不利。三、五軍團與川軍鏖戰半日，傷亡越來越大。川軍倚仗優勢兵力，突破五軍團陣地，一步步向土城鎮壓來。如果頂不住，后面是赤水河，紅軍將背水作戰，后果難以想象。

這是紅軍在長征中，繼湘江戰役之后的又一次生死悠關的激戰。在這個關系著全軍命運的危急時刻，朱總司令毅然提出到前線直接指揮作戰。毛澤東連吸了幾支煙，沒有答應。朱總司令有點等不及了，把帽子一脫，說:“得羅，老伙計，不要光考慮我個人的安全。只要紅軍勝利，區區一個朱德又何惜！敵人的槍是打不中朱德的！”

當朱總司令趕到前線青崗坡時，三軍團和五軍團的指戰員們正在浴血奮戰。士兵們看到總司令出現在硝煙彌漫的陣地上，受到極大的鼓舞，在朱總司令的直接參與指揮下，三軍團四師一鼓作氣，連續奪得川軍控制下的幾個山頭，頂住了敵人的攻勢。

1月29日3時，朱總司令發出野戰軍西渡赤水的命令(即《一渡赤水河的行動部署》)隨即重返前線指揮戰斗，掩護全軍西渡赤水河。

他來到王開湘任團長、楊成武任政委的紅四團陣地。楊成武后來在回憶錄中說：朱總司令在我們陣地的前沿，細細觀察戰斗情況后，當機立斷，下令后撤。我們從前沿撤下來了，突然又傳來命令，說朱總司令還沒有回來。為了掩護朱總司令后撤，團長和我又帶了二十多個同志沖上山坡，堵住敵人。敵人像著魔似的一個勁地往我們陣地壓來，我們遙見身穿灰布軍裝的朱總司令，他還在赤水河邊用望遠鏡看著什么。陣地上的人越來越多，除了我與王開湘同志，六團長朱水秋、王集成同志也都來了，大家都為朱總司令的安全擔心，我急得手掌都沁出汗來，但是看看朱總司令，他還是穩穩地站在那里，仿佛近在咫尺的土城僅僅是一座寂然無聲的空城，周圍的戰斗全然沒有發生似的。我們在陣地上頂了整整一個鐘頭，朱總司令終于收拾起地圖、望遠鏡，離開赤水河的北岸，不慌不忙地回到陣地后邊來了。我說:“總司令，我們在掩護你，你怎么走得這么慢啊？”王開湘和朱水秋也說:“我們急得心都快從嘴里跳出來了！”總司令親切地笑笑，用從容、風趣的語調說:“急什么？諸葛亮還擺過空城計呢！”這就是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戰斗。

紅軍靠什么死死地頂住敵人，靠的就是血性！羅友榮將軍(1914-1989)時任紅一軍團二師二團連指導員，親身經歷了那次戰斗。2012年8月，其子羅建民將他的日記捐獻給四渡赤水紀念館。日記中寫道：土城戰斗前，朱總司令對全軍指戰員講:“一個共產黨員、革命戰士，要做到三個不要：一不要命！二不要錢！三不要家！自已不要命，是為了千千萬萬的勞苦大眾能很好地生存；自己不要錢，是為了天下的窮人能過上富裕的日子；自己不要家，是為了全國每個家庭都能幸福地團圓和生活。”這就是我們紅軍面臨生死之戰全軍統帥給所有官兵提出的戰斗動員的三個不要，正是由于我們的紅軍戰士有這樣的信念，這樣的戰斗精神，所以我們在最艱難、最困苦的時候才能夠頂得住。

三、 過雪山草地

紅軍在長征中，曾幾度經歷環境惡劣、糧秣無濟、大軍幾乎絕糧斷炊的日子。每當這時，朱總司令都想方設法組織全軍渡過難關。

1936年早春，朱總司令和紅四方面軍為了等待紅二、六軍團北上會師，在平均海拔三千米高的康北高原上渡過了極其艱難的四個月。幾萬人的大軍口糧無繼，在朱總司令的帶動下，軍隊基本上是靠野菜和臨時找到的一點牛羊肉充饑。同時，朱總司令不僅組織全軍成立野菜小組，編書下發，還發動各部隊幫助躲避到山里去的藏胞把地種上，他每天拿著镢頭和戰士們一起在田間干活。他想出挖野菜、吃皮帶、紡毛線、縫毛皮衣各種辦法，并親自帶頭去做，才使部隊生存下來并走出困境。

不怕困難，能以艱苦卓絕的精神、堅韌不拔的毅力去克服困難、戰勝困難，這也是一種血性，朱總司令就是造就紅軍有這樣一種血性的人。紅軍也憑借這種精神才完成了震撼世界的長征。

正如外國記者斯諾所說，“從純粹軍事戰略和技術上處理一支大軍撤退來說，中國沒有見到過任何可以與朱德統率長征的杰出領導相比的情況，他部下的軍隊在川西北的冰天雪地之中，經受了整整一個嚴冬的圍困和艱難，仍能保持萬眾一心，這必須歸因于純屬領導人物的個人魅力，還有那鼓舞部下具有為一個事業英勇犧牲的忠貞不貳精神的罕見人品。”（《西行漫記》）

四、 抗日戰爭中的古縣阻擊戰

1938年2月20日，朱總司令和參謀長左權率領八路軍總部帶兩部電臺離開洪洞縣的馬牧村，由西向東奔赴太行前線。隨行的除十來名總部工作人員外，只有警衛通訊營的兩個連，約200人。

2月22日，東路日軍占領屯留、長子，向八路軍總部所在的安澤逼近。這路日軍來得太突然，臨汾軍民還沒有思想準備。如果聽任日軍長驅直入，迅速攻占臨汾，對局勢將造成十分不利的影響。為了保證根據地和黨的地方政府領導們與人民群眾的安全轉移，朱總司令決定率領隨總部行動的兩個連警衛通訊戰士和為數不多的安澤縣自衛隊推進到臨屯公路上的古縣鎮迎敵，遲滯日軍的西進。

24日，日軍先頭部隊苫米地旅團三千人進至古縣鎮以東的府城鎮(今安澤縣縣城)。日軍一路順風，如入無人之境，正在通往臨汾的公路上大搖大擺地行進，不曾想前頭兵踩上了地雷，又遇從路邊的山林里射出的密集槍彈。日軍的前頭部隊被打倒了一堆，大隊人馬立刻趴在公路上，不敢輕舉妄動。待他們鎮定下來，部署了向兩側山地進攻的計劃后，我軍卻不見了人影。待他們繼續前進，剛轉過一個山彎，又遭了猛烈襲擊。日軍再組織兵力向叢林補去，我軍卻又不見了人影。

就這樣，為數不多的八路軍總部警衛部隊，把三千鬼子兵纏在盤山路上，打打停停，節節阻擊，使敵人前進進不得，進攻攻不成。日軍眼看離臨汾只有百余路，卻就是不能長驅直入。

第二天，朱總司令的部隊又與日軍周旋了一天，戰斗更趨激烈。朱總司令把身邊僅有參謀和警衛人員也都派上去支援。這時，日軍探知阻擊他們的是八路軍的一支小部隊，指揮者竟是赫赫有名的八路軍總司令朱德。他們判斷八路軍總部可能就在古縣，于是立刻出動十幾架轟炸機，企圖一舉炸平古縣，消滅朱總司令率領的八路軍總部。幸好，日空軍飛行員把屯留西北的故縣當作是安澤的古縣，大批炸彈都投到了故縣，古縣卻平安無事。

26日晚，日軍攻占古縣鎮，朱總司令率總部退出，安全轉移。朱總司令以兩個連的兵力遲滯敵軍一個旅團達三天之久，為臨汾軍民的安全轉移贏得了寶貴的時間。當時在八路軍總部經歷這場戰斗的陸定一撰文說：“他沒有官架子，任何人看到他，就覺得他慈愛可親。但是，當危難到來的時候，他就表現出革命軍人的真價值。他堅如磐石，定如山岳；他忘記了自已的處境危險，他為人之所不敢為，行人之所不敢行；他不怕反潮流，而總要盡自己的力量，以挽救危局。我親身看見，當苫米地旅團由長治進攻臨汾的時候，朱副司令長官(朱德于1939年3月就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只帶了兩個連，在良馬、府城一帶與敵不期遭遇。那時，他為了爭取時間，使當時山西省會臨汾數十萬軍民安全轉移，親率了僅有的兩個連與敵人打了三天之久。”這個故事其中最重要的還是體現了朱總司令身上這種大無畏的精神。

五、 解放戰爭中千里奔濮陽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毛澤東主席主持中央書記處在城南莊開會，聽取了華東野戰軍負責人陳毅、粟裕的匯報。朱總司令贊同粟裕提出的華野3個縱隊暫不渡江南下、集中兵力在中原大量殲敵的建議。會后，朱總司令在陳毅、粟裕陪同下，代表中央前往濮陽去慰問華東野戰軍并指導工作。

濮陽位于河南、山東相臨地區的黃河北岸，距河北阜平城南莊千里之遙。朱德一行只有兩輛吉普車和一輛卡車，包括警衛人員三十多人。

朱總司令的小部隊過了邯鄲，進入國民黨軍占領區，其中有幾百里的一段路，只能夜間趕路。因為有夜幕掩護，可能安全些，但就在此路段小部隊竟然遇到一次險情：那天晚上，陳毅坐的吉普車行駛在前頭，發現前面公路上的有兩百多國民黨兵在行進，提出要不要停一下；這時，行駛在后面的大卡車又發現后面的公路上有幾輛國民黨軍車開過來。前后都有敵軍，怎么辦？有人提出是不是向旁邊躲一躲。

這時，朱老總沉著、果斷地說:“前面的敵人不用管他，車繼續前進！準備戰斗，無命令不許開槍！”

前面那隊國民黨兵見兩輛吉普車和一輛大卡車飛快駛近，紛紛躲到路邊，呆呆站立。他們怎么也想不到，這一閃而過的車隊里正坐著他們的敵人一一人民解放軍的總司令，華東野戰區最高首長。而駛在后面的敵軍汽車，則與朱總司令的車隊保持著一定距離，不久，竟向另一條岔路開去了。危險就這樣化解了，這就是朱總司令的大智大愚。

血性不僅僅是勇敢，他還要有智慧，血性不是生來就有，朱總司令的血性既來源于他童年艱苦生活的磨練，也來源于他的忠誠與信仰，但更重要的是終生堅守的革命意志！

新中國成立以來，朱總司令長期擔任黨、軍隊和國家的主要領導職務，依然生活儉樸，保持著普通勞動者的本色。朱總司令一生嚴于律己、廉潔奉公，堪稱典范。美國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萊撰寫了描述朱總司令革命事跡的《偉大的道路》，她在遺囑中指定將該書的稿費近九萬五千多馬克留給朱總司令，朱總司令卻分文不取，指示用這筆錢給國家購進一大批急需的科技圖書。朱總司令在逝世前還囑咐康克清同志，把他新中國成立以來省吃儉用積下的近二萬元人民幣全部作為黨費交給黨組織。

所以，不忘初心，做個徹底的無產階級，這是朱總司令貫徹始終的信念，這種對信念毫不動搖的堅守，也是一種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