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在重慶北碚的街頭，當時許多人對民主黨派不了解，也不了解《團結報》。一位老人對《團結報》情有獨鐘，擺攤出售《團結報》，老人名叫梁明泉，時任民革重慶市委會北碚區工作委員會副主任。

1987年秋天，在北碚區商業職工學校任教的我，利用業余時間完成重慶師院在職本科五年函授的學習，平時除了上課之外難得一聚的同班同學便約著喝茶、聚餐，以示慶祝。閑聊之中，我提起埋在心中多年的遺憾：“我父母都已去世……我只知道我父親是黃埔14期畢業，但至今還不知道他是陸軍大學哪一期畢業？”

“市民盟有一位叫‘梁明全’的老先生，曾是陸軍大學的教官，你可寫信問問他，說不定他知道；即使不知道，他也可以幫你查找。”一位在中學任教的同學聞言，當即給我提供信息。不過，他卻不知道梁老的地址和工作單位，于是便建議道：“你把給梁老的信直接寄到民盟市委去，他們肯定會幫你轉交的！”說著，便用紙條寫下民盟市委會的地址和梁老的姓名。

我用最快的速度寄出了這封詢問信，但我卻沒抱多大希望——倒不是不信任郵政和民盟市委會，而是考慮“梁老年事已高，會管這些閑事嗎？”

三天后的早晨，我剛剛到學校辦公室坐定，便見一位氣喘吁吁、手拿信封的老先生出現在門前：“請問，哪一位是李北蘭？”在同事們詫異的目光中，我應聲迎出門去：“我就是！”“我是梁明泉……我找你們這一家人，找了好多年喲！”他握住我的手，便大哭起來，我也忍不住淚流滿面。

從交談中得知，梁老是民革成員而非民盟成員（時任北碚區民革主委），于是我這封錯將“梁明泉”寫成“梁明全”的信，就由市民盟轉到市民革，再由市民革轉到北碚區民革辦公室。“我今天早上一看到這封信，馬上就穿過整個中山路，一口氣跑到你們學校！”

原來，梁老不僅是我父親黃埔軍校的前后同學（他13期，我父親14期），還是我父親陸軍大學21期的同班同學……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他就一直在尋找我們：一是同學情誼；二是當年承諾；三是經歷了風風雨雨二三十年，很想知道同學的后代現在的情況。

說到“當年承諾”，梁老便提到這樣一件往事——1957年初，熱心民革發展工作的梁老找到在重慶市24中學任教的父親，動員他參加民革。聽了梁老的介紹，我父親很是動心，當即道：“熊伯（熊克武，父親的遠房大伯李蔚如的結拜兄弟，時任民革中央副主席）也曾來信希望我參加民革，以投身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并承諾回校后動員另一位符合條件的黃埔同學一起參加民革。“隨后，反右斗爭開始，這事就不了了之了。”梁老不無遺憾地說，“不過，見到你，我也算是了了一樁心愿！”

受梁老的邀請，我當天下午就穿過中山路，到民革區委會辦公室回訪。到了那里才知道，該辦公室的主任黃厚瑚不僅是我父親黃埔軍校的前后同學（他13期，我父親14期），同時還是陸大21期的同班同學，更讓我沒想到的是，他竟然還是我父親在重慶市24中學任教時的同事和鄰居！

父親的同學、同事，就是我的長輩，這以后，我便時常去民革區委會辦公室“打卡”。隨著與梁老交往的加深，我對民革的宗旨以及“多黨合作、參政議政”等有所了解。當梁老提出讓我申請參加民革時，我欣然同意。于是，梁老和黃老當介紹人，我于1989年5月18日參加了民革。

經梁老的引薦，我認識了家住北碚的全國黃埔同學會副會長、四川省黃埔同學會會長郭汝瑰。斯時，郭老已80多歲高齡，雖體弱多病，但愛國、愛黨的他仍日夜伏案著書立說，“以給后人留下一點東西”，同時還致力于兩岸和平統一的工作。“多多向郭老學習！”梁老的囑咐使我上心，這以后，我便常以黃埔后代的名義進出郭老家——有時陪他聊聊天，有時幫他查找資料，有時幫他審閱書稿，有時則是采訪他，以期用自己手中的筆來發揚光大其英雄傳奇。 

寫《郭汝瑰回憶錄》續集時，郭老剛從西南醫院回家，住院期間，醫院曾幾次下病危通知書，為了與時間賽跑，郭老不顧自己尚未痊愈的病體，將時間和精力全部投入到撰寫這本傾注了自己心血的書中。這時，我本該發揮寫作優勢、幫助郭老整理、撰寫這本書，但無奈教學任務繁重、脫不了身。在梁老的啟發下，我想出一個主意，即找一位年輕、又有空閑的文學圈內人士來幫助郭老寫書。于是我便請與我有往來的西南師范學院的文學特招生宋冬游前來幫忙，書寫好之后，由我付給一定的寫作費。既能幫助郭老完成心愿、又能為社會作些貢獻，宋小姐欣然同意，最后盡心盡力地幫助郭老整理、寫完了這本書。

20世紀90年代初，梁老應邀參加區政府組織的去部分學校、企事業單位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演講，考慮到我的經歷和作家身份，他把我也拉進了群。演講時，梁老用自己的親身經歷，生動形象地講解了為什么要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共產黨領導等等。特別令人感動的是，他對自己早些年所受的委屈一筆帶過，而把演講的重點放到改革開放之后，自己怎樣為四化建設、祖國統一等出謀劃策、親力親為。他講他受郭汝瑰學長的邀請，積極參加其主編的《中國軍事史》的整理和編撰工作，以發揮余熱；他講多黨合作制度，努力發展民革組織，引導民革黨員講政治，顧大局，多獻惠民、和諧之策；他講他給去臺的同學、胞澤、親友寫信，歡迎他們回大陸來探親、投資、定居，并為回碚安家的臺灣老兵提供幫助……因情真意切、深入淺出，演講完畢，往往贏得如潮似涌的掌聲。

2003年梁老去世時，我正在澳洲帶孫子，雖沒能趕回來送他一程，但我卻始終記著曾任重慶市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的他的囑托：“咱們民革黨員中，黃埔老兵不少……要關愛他們！”2008年回渝后，我積極參加重慶黃埔同學會北碚聯絡組的活動。而此時，健在的黃埔老兵多耄耋之年，故當黃埔北碚聯絡組組長耿道庸先生（也是民革黨員）請我擔任黃埔辦公室的義工時，我毫不猶豫地答應。這以后，我每周三天上午去黃埔辦公室與耿老會合，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如幫老兵們寫抗戰回憶錄及寫改善其處境的提案；組織他們進城參加市黃埔同學會的活動；參觀、訪問抗戰遺址；看望生病及行動困難的老兵；慰問從臺灣回鄉安家的黃埔老兵等等。因記著梁老的囑托，故每次活動我都要寫報道拿到新聞媒體去發表，以期擴大影響、使更多人來關愛黃埔老兵。

時間如白駒過隙，梁老離開我們已經17年了，但他的高風亮節、音容笑貌卻至今留存于我的心間。“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每當我想起他，就會有一個聲音在耳畔回響：“要隨時隨地記著，自己是一個民革黨員！”（李北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