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李自良、吉哲鵬

一只水桶能裝多少水，取決于最短的那塊木板。全面小康的質量是否高、成色是否足，取決于“貧中之貧、難中之難”。

作為貧困縣數量全國第一、貧困人口全國第二的省份，云南脫貧攻堅的質量，關系著全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成色；云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步伐，關系著全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進程。

這是一道“減法題”，艱苦卓絕——不僅要讓識別出的187萬戶750多萬名建檔立卡群眾擺脫貧困，還要讓88個貧困縣摘帽、4277個貧困村出列；

這是一道“加法題”，涅槃重生——不僅要讓貧困群眾收入增加，還要讓同胞們有醫看、有學上、有安全飲水等，有幸福的生活，有發展的動力。

幾年來，云南省始終把脫貧攻堅作為最大的政治任務，最大的民生工程，最大的發展機遇，集結力量，聚合資源，向全面消除絕對貧困發起總攻，截至6月底，全省剩余貧困人、貧困村、貧困縣均達到退出標準，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態勢已定，目標可期。

“惟其艱難，才更顯勇毅；惟其篤行，才彌足珍貴。”站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云南交出了一份高質量脫貧攻堅的時代答卷。

“殲滅戰”，向最后的堡壘

行百里半九十。脫貧攻堅戰越到最后，越須臾不能懈怠。

今年以來，云南先后啟動“掛牌督戰”“決戰決勝脫貧攻堅百日總攻”等扶貧專項行動，實施全員大作戰，“狹路亮劍”聚焦問題清零銷號，堅決拿下脫貧攻堅的“婁山關”“臘子口”。

“既廣又難”的文山州廣南縣是全省9個未脫貧縣之一。3月中旬云南省全面啟動“百日總攻”行動后，廣南縣聞令而動，全縣167支駐村工作隊、167位第一書記、723名工作隊員和鄉村干部全部下沉一線，“扶貧路難免有辛苦勞碌，擼起袖子加油干不怕艱苦……”的《脫貧鐵軍之歌》響徹村村寨寨。

距離“百日總攻”行動結束還有10天時，在地處烏蒙山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曲靖市會澤縣，最后一批302戶隨遷戶在縣城易地扶貧安置點抽簽選房。至此，81257名搬遷群眾全部實現入住。

“三區三州”之一的怒江州是全國脫貧攻堅的“上甘嶺”。到2019年末，怒江州累計脫貧22.35萬人，貧困發生率從56.24%下降到10.09%。但任務依然艱巨，全省剩余的9個未脫貧縣中，怒江州就占了3個。

紅旗半卷出轅門。今年2月，怒江州蘭坪縣還下著雪，云南省扶貧辦副主任施榆兵就帶著督戰小分隊，自己開著車、拿著地圖、帶著貧困花名冊進村走訪。“我們不是簡單發指令，而是通過現場督戰，找出問題、解決問題。”施榆兵說。

在脫貧攻堅“五個一批”中，云南完成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挪窮窩換窮業行動”，實施了99.6萬貧困人口、50萬非貧困人口易地搬遷工作。其中，怒江州有近10萬貧困群眾列入易地扶貧搬遷工程。

世居深山，故土難離；雖住新房，能否習慣？這些心結，擋住群眾下山的腳步。到今年2月份，怒江州仍有20%的貧困人口沒有搬遷。

心結還需心解。在“百日總攻”行動中，怒江州組建29支背包工作隊，1400多名工作隊員背包上山、吃住在組，院壩座談、火塘夜話，讓群眾從最初的“聞遷色變”，到算清經濟賬、健康賬、生活賬后愿意下山。

經過100多天連續奮戰，今年5月30日，怒江州易地扶貧搬遷分房率、入住率均達到100%，全州五分之一的人口，10萬貧困群眾搬遷下山，為確保如期實現脫貧攻堅目標奠定了堅實基礎。

告別絕對貧困：“香巴拉并不遙遠”

“香巴拉并不遙遠，它就是我們的家鄉……”走在夏日的迪慶州香格里拉市獨克宗古城，風馬旗獵獵招展，歌聲在街巷流淌。“香巴拉”意為“心中的日月”，象征美好與理想的生活方式。

對于世居于此的各族群眾來講，精準脫貧攻堅賦予“香巴拉”新的時代涵義——“小康生活”。

在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鎮，藏族姑娘格茸卓瑪飛上藍天的故事在當地傳為佳話，成為村民教育兒女的好榜樣。

為了阻斷貧困代際傳遞，迪慶州落實國家面向貧困地區定向招生專項計劃，努力增加農牧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家住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鎮的格茸卓瑪是受益者之一。2014年，她通過自己的努力考上了西藏大學。因負擔重、收入少，2015年她家被評為建檔立卡貧困戶。

讀書期間，駐村扶貧的東航云南公司干部主動為格茸卓瑪提供了大學期間的免費機票，讓求學之路變得不再遙遠。2018年，她從西藏大學畢業，在東航扶貧干部的幫助以及自身努力下，入職成為一名東航云南公司的空中乘務員。在以前，這是她和家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卓瑪是藏族姑娘常用的名字，意為“女神”。但格茸卓瑪有自己的想法：“如果沒有黨和政府對我們貧困戶的精準幫扶，我這個‘卓瑪’就有點名不副實了。所以，黨和政府才是我們藏家人真正的幸運女神。”

格茸卓瑪因精準扶貧而翱翔藍天，家鄉迪慶則實現整州脫貧。今年6月，迪慶州委書記王以志宣布，迪慶州貧困發生率由24.95%下降到0.53%，147個貧困村全部出列。

在奮斗者的新時代，人人都是追夢人。

在地處滇黔桂石漠化片區的文山州西疇縣，64歲的“山鄉網紅”李華明和鄉鄰不甘現狀，正忙著養烏骨雞、搞生豬代養，踏上了鄉村振興的新征程。

作為2019年全國脫貧攻堅獎奮進獎獲得者，李華明的成名是一條一公里多的水泥路。

2003年，身為共產黨員、村民小組組長的李華明帶著15戶村民，自籌修路資金，用雙手和鐵錘、鐵鍬向懸崖峭壁“宣戰”。用了10余年時間修通了最后一公里的進村路。

等不是辦法，干才有希望。像李華明這樣戰貧斗困的“現代愚公”，在這片土地上比比皆是，還形成一個發展“不等式”：政府投入十來萬元，群眾跟著投工投勞、捐款湊錢，能干出幾十萬元的事。目前，西疇縣的鄉村公路有3000多公里，是全省平均公路密度的三倍以上。

確保成色與質量：“不問多少，只問真假”

研究證實，經濟增長的“涓滴效應”能減少貧困現象，但這項理論正面臨一個難以解釋的問題：同樣是經濟高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為何只有中國顯著、持久地降低了貧困發生率并將全民告別絕對貧困？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貧困人口從9899萬人減到去年底的551萬人，貧困發生率從10.2%降至0.6%。其中，2016年以來云南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累計有511.84萬人脫貧，貧困發生率降至去年底的1.32%。

要理解這個奇跡何以造就，須從中國脫貧攻堅的精準方略中尋找答案。2015年，“六個精準”成為向貧困宣戰的“精確制導武器”，云南也將其細化為“六清六定”工作法。

在識別過程中，如何體現精準？曾深入昆明、玉溪等地調研的中央黨校科社部社會制度比較教研室教授向春玲帶來了基層實踐的答案。

向春玲介紹，經過農戶申請、自下而上的民主評議、公示、政府再確定審批，評出的貧困戶基本被村民認可，“還可以通過‘回頭看’的舉措，糾正可能會出現的錯誤。同時，還要嚴把貧困退出關，反對數字脫貧和形式主義，做到真脫貧。”

不僅是識別、退出精準，從項目安排、資金使用、措施到戶、因村派人到脫貧成效，“精準”二字貫穿脫貧攻堅始終。

針對因自身發展動力不足致貧問題，普洱市鎮沅縣成立深度貧困人口培訓中心，已為2000多名存在“等靠要”思想嚴重、缺乏技能等問題的貧困群眾送去了技能和信心。

怒江之困，困在交通。掛聯幫扶的中國交建集團因需施策，出資2.5億元援建中交怒江州連心橋和福貢縣木尼瑪大橋，幫助怒江打造通省達邊大通道。

精準務實意味著直面問題、擔當作為。“越窮越不愿讀書，越不讀書越窮”，教育水平低、人均受教育年限少一直是云南發展的瓶頸。由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制約，且一度存在片面追求“零輟學”的考評導向，云南適齡兒童失學、輟學數量一直難以準確掌握。

面對日益迫近的決戰決勝脫貧攻堅要求，云南省以“實事求是”精神徹底開展排查，“不問多少，只問真假”，共清理出1.6萬多名失學、輟學兒童并勸返回校，提升了義務教育水平，保證了脫貧攻堅成色。

終局已至。7月下旬，涉及云南79個摘帽縣和4個非貧困縣的國家脫貧攻堅普查將正式啟動第一批現場登記。當下，云南正在進行交卷前的最后檢查，對照清單逐項整改、逐一銷號，干凈接受國家普查。

“山風”見“海浪” 協作拔窮根

“在項目實施過程中，我們村第一次有了路燈，整個村子燈火輝煌，第一個晚上還不習慣，睡不著覺！”提起村里的變化，大理州南澗縣擁翠鄉龍鳳村大平掌村民小組村民楊政齊說。

一句“不習慣”，折射出龍鳳村變化之大、變化之快。2018年，龍鳳村滬滇扶貧協作項目總投資1100萬元，其中產業發展項目300萬元、功能提升項目800萬元，成為滬滇扶貧協作的縮影。

上海和云南的情誼源遠流長、根深葉茂。1996年9月，中央確定上海對口幫扶云南。24年來，上海始終高度重視，把助推云南打贏脫貧攻堅戰作為義不容辭的政治責任和歷史使命。

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上海市第十一批援滇干部聯絡組組長羅曉平介紹，2016年以來，滬滇扶貧協作全面提速，不斷拓展結對區域，增派援滇干部，增加援助資金。其中，援滇干部從15人增加到166人，援助資金從3.36億元增長到34.8億元。

我住江之頭，君住江之尾。一條珠江，把彩云之南與廣東緊密聯系在一起。2016年8月，珠海市與怒江州開展東西部扶貧協作結對。

“怒江所需，珠海所能”。聚焦怒江實際，珠海累計投入怒江幫扶資金8.94億元，重點支持400多個幫扶項目，帶動建檔立卡貧困群眾2.1萬人脫貧。

脫貧必強體，兩地醫院結對16對，珠海派駐116名醫療人員到怒江支醫，組織醫學專家下鄉義診70余場，完成了冠脈造影手術等多項“怒江首例”，推廣新技術124項，完成2.44萬人結核病流行病學調查，“珠海醫生”蜚聲怒江。

昭通市是全國貧困面最廣、貧困人口最多的地級市。東莞與昭通相隔千里，一個是地處祖國邊疆的西部貧困地區，一個是號稱“世界工廠”的制造業重鎮，2016年9月以來，東西部扶貧協作把兩地緊密相連。

“以前家里有老人，有小娃娃，根本出不去打工，現在在家門口工作，工資高，又能照顧家庭，真的太感謝國家的好政策了。”去年底從高寒山區搬遷至昭通市昭陽區城郊安置點的張天榮一家，經送崗上門，他在家門口的訊爾電子科技公司實現了就業，月收入增至3000元。

訊爾電子科技公司是來自東莞的扶貧企業之一。對口幫扶昭通3年多來，東莞將產業合作扶貧作為對口幫扶的重中之重，3年來共為昭通引進企業項目131個，實際投資19.13億元，1.5萬名建檔立卡貧困群眾從中受益。

干部在“脫皮”中新生

今年是決勝全面小康、決戰脫貧攻堅的收官之年，疊加疫情影響，為了“一個都不能少”，云南嚴格落實“黨政一把手負總責、五級書記抓扶貧”責任制，4.47萬名駐村第一書記、17.97萬名駐村干部奮戰在戰貧斗困第一線。

在脫貧攻堅期內，為確保扶貧過程的連續性，云南貧困縣鄉鎮黨政正職、分管領導原則上不調整崗位，“不脫貧、不換人”。

從2018年底意外“走紅”至今，“80后白發書記”李忠凱和當地干部依舊忙碌在楚雄州大姚縣灣碧鄉脫貧攻堅一線，并給他們為之白頭的山鄉交出答卷——截至2019年底，全鄉12個貧困村全部脫貧出列，1625戶6399人脫貧退出，貧困發生率降到0.45%。

有作為就有前途。云南出臺《關于在脫貧攻堅第一線考察識別干部的意見》，僅2019年全省就提拔使用了在脫貧攻堅第一線工作實績突出的干部5640名，涌現出一大批扎根基層、苦干實干的好干部。

不久前，李忠凱的搭檔、原灣碧鄉鄉長車宜剛，也提拔為大姚縣曇華鄉黨委書記。“我們改變不了頭發變白，但能改變這里的貧窮。”他們異口同聲。

昭通市鎮雄縣是目前全國貧困人口最多的縣，脫貧任務艱巨。云南省委下派了50名干部來到昭通市開展扶貧工作，計丕彥便是其中之一。

進駐鎮雄縣潑機鎮老包寨村不到一周，他就頂著壓力向低保亂象開刀，徹底整治低保工作中人情保、政策保、村組干部待遇保等問題。

“我牽頭村兩委研究決定停止36戶91人的低保，列出名單及取消原因，把名額讓給真正困難的人。群眾心服口服，不再糾纏、告狀。”計丕彥說。

各級黨員干部把貧困戶當家人，把扶貧事當家事，任勞任怨、攻堅克難。一些干部犧牲在扶貧路上，身影鐫刻在山川河流間。

皚皚碧羅雪山，巍巍高黎貢山。群峰交錯之間，洶涌的怒江卷起千層浪。

今年5月30日，貢山縣宣布脫貧摘帽，但貢山縣政府辦主任王新華沒能見到鄉親們臉上幸福的笑容，也永遠無法品嘗到脫貧的甘甜。一個多月前，他倒在了脫貧攻堅的路上，生命永遠定格在了41歲。

僅2016年以來，云南就有109名干部為扶貧事業獻出了寶貴生命，他們用守初心、擔使命的實際行動踐行著忠于人民的承諾，鍛造了紅土高原上的精神豐碑。

為全面小康，他們為何如此甘灑熱血、義無反顧？

“用心、用情、用力”，翻開王新華的紅色筆記本，似乎一切都有了答案。

春風先到彩云南

時代是出卷人，我們是答卷人，人民是閱卷人。一道道考題、一個個難關，彰顯出社會主義制度在貧困治理中的巨大優越性，證明中國共產黨忠于人民、踐行承諾的決心堅如磐石。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云南主動出擊，超常施策，答好統籌疫情防控和脫貧攻堅“加試題”，優先幫助貧困勞動力務工就業，目前全省外出務工建檔立卡貧困勞動力達290.83萬人。

恩格爾系數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有效指標。2000年以前，云南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長期保持在59%以上。2013年以來，云南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迅速下降，2018年降至29.47%，云南城鎮居民為27.03%。

“這說明黨的十八大以來，精準扶貧工作的成效非常明顯，農民群眾的生活質量得到快速提升。”云南省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陳曉未說。

卸掉貧困包袱“輕裝上陣”，云南經濟總量由2015年的全國第23位提升至去年的第18位，脫貧攻堅與經濟社會發展形成良性互動。

這從稅收數據中也可見一斑：88個貧困縣的與脫貧發展密切聯系的各項事業大幅發展，“兩不愁、三保障”能力大幅加強。

“在消費方面，88個貧困縣批發零售業2019年開票金額達1375.56億元，較2016年開票金額增加79.7%，比全省同期增幅高20.22個百分點。消費規模的提升，體現出貧困縣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增加。”云南省稅務局收入規劃核算處處長馬曉穎分析。

相約2020年，云嶺大地撕掉了千百年來的貧困標簽。云南省政府副秘書長、扶貧辦主任黃云波介紹，11個直過民族和人口較少民族已有9個實現整族脫貧，怒族和傈僳族也將在今年脫貧。全省剩余44.2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429個貧困村、9個貧困縣全部達到脫貧退出標準，可如期完成脫貧攻堅目標任務。

脫貧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還在后頭。在怒江州福貢縣，彩云深處的窮寨子老姆登村已變身知名旅游打卡地。站在觀景臺上眺望，江水奔流，遠山含黛，散落山間的竹片房、杈杈房被結實、美觀的農村新居取代。

這些年來，在“怒族能人”郁伍林帶領下，當地村民們守著綠水青山，開客棧、辦農家樂、種高山茶，從背著鋤頭“看天吃飯”，搖身一變端起了旅游業“金飯碗”。

驅走貧困、換來美麗，老姆登濃縮了云嶺大地的變遷。云南省主要負責同志表示，在如期保質打贏脫貧攻堅這場歷史性決戰后，云南省情中的“邊疆、民族、山區、貧困”中的“貧困”二字將徹底消失，“美麗”將成為新“標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