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全國政協委員讀書活動正式啟動。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民法典的重要講話精神，7月初，全國政協社法委開通“學習民法典”讀書群，組織委員在群內學習、討論、交流。
本期，我們分享全國政協社法委駐會副主任呂忠梅在群內的發言內容——自己不能做自己的法官。
全國政協常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駐會副主任呂忠梅
學習民法典時，老師會講：民法典是裁判規則。也就是說，民法典的內容不是簡單的原則宣示，而是用來解決我們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矛盾糾紛的“準繩”。法院作為專門的司法機關，依法履行裁判者職能；仲裁機構、人民調解組織、民間調解組織等，在解決民事糾紛時，也要依據民法的規定，進行仲裁或調解。之所以要設立專門審判機關、仲裁機構和調解組織，是因為法律適用上有一個基本規則——自己不能做自己的法官。換言之，在民事活動當事人發生糾紛時，如果雙方不能自行和解，任何一方當事人不得自己決定糾紛如何解決。 電視劇《宰相劉羅鍋》中有一個情節：群臣隨著乾隆去逛御花園，看著滿園鮮花，乾隆詩興大發，摘下一朵花，一邊揪花瓣一邊吟道：“一片兩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群臣都在聽，但乾隆到第三句再也接不下去了。為難之際，劉墉加了一句：“飛入草叢都不見。”乾隆如釋重負。到老年時，劉墉和乾隆都出了詩集，劉墉把這首詩收入了自己的詩集，乾隆的書里也有這首詩。于是，和珅向乾隆告密，說劉墉大不敬，把乾隆的詩據為己有。乾隆一怒之下把劉墉下了大獄。 這里顯然發生了一個糾紛——乾隆與劉墉的著作權之爭。要解決這場糾紛，法律上有兩個必須回答的問題：
１.這首詩到底是誰的？用法律的話說就是著作權人是誰？
２.應該由誰來判斷著作權的歸屬？
從他們都把這首詩收入自己的詩集的行為看，兩個人都認為自己享有著作權：乾隆認為這首詩一共四句，三句是他寫的；而劉墉則認為如果沒有第四句，就不能成為一首詩。 按照今天的著作權法規定，這首詩是合作作品，乾隆和劉墉是共同著作權人，他們都享有法律上的相應權利。但在當時，既沒有著作權法，更不是法治社會。乾隆作為皇帝，享有“朕即法律”的絕對權力，只要他認為劉墉“大不敬”成立，有權直接將他送進大獄。劉墉只能到大牢里待著，等著皇帝“開恩”，放他出來。劉墉既沒有資格也沒有能力與皇帝抗爭。 我們今天來看，乾隆的行為是典型的“自己做自己的法官”，他可以判斷自己的行為是否合法而將劉墉的權利棄之不顧。可見，在封建社會，即便如劉墉這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也沒有資格享有什么權利，只是“伴君如伴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格尊嚴等完全是夢想。 由此可見，任何人不得“自己做自己的法官”作為一條法治原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否則，不僅糾紛無法得以順利解決，而且我們的權利有可能被武斷地侵犯。 按照法治思維，可以假設這個糾紛的另外一種情形：著作權法頒布實施后，乾隆或者劉墉向法院提起訴訟，在法庭上，乾隆與劉墉平等地進行陳述、辯論，提出自己的主張并提供證據。最后，法官根據著作權法的規定，認定乾隆和劉墉都是著作權人。這樣，劉墉的權利就得到了保障。 從乾隆自己給自己斷案到專門法官斷案，似乎變化不大。但卻蘊涵著完全不同的法律觀念——人治與法治。在“人治”觀念下，皇權凌駕于法律之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在“法治”觀念下，任何人、任何組織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沒有超越法律之上的權利。 每一個生活在社會中的人，都有可能與他人產生矛盾和爭議，也都要遵循“自己不能做自己的法官”的法治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