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北京9月7日電 （記者包松婭）  

編者按：

為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和中央政協工作會議精神，宣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獨特優勢，展現北京市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同時落實好北京市委、市政府、市政協辦好政協提案、創新辦理方式、加大宣傳力度等精神，8月17日至20日，北京市政協提案委、市政務服務局聯合主辦4期“市民對話一把手·提案辦理面對面”系列協商訪談直播活動。

本次系列節目，是繼2018年、2019年之后的第三次“提案辦理面對面”溝通對話實踐，這種具有首都特色的提案辦理協商形式的探索，切實讓提案辦理協商成為建言資政和凝聚共識雙向發力的重要抓手，也使提案辦理過程成為加強思想政治引領、廣泛凝聚共識的過程。

對話：首都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建設

“各位聽友、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市民對話一把手·提案辦理面對面’直播節目，您可以通過我們搭建的全媒體傳播平臺，在北京城市廣播、BTV新聞頻道、新華網、首都之窗、北京發布、北京時間收聽收看我們的節目。本期節目的主題是———”

17日晚，隨著主持人久違的開場白，連續三年的“市民對話一把手·提案辦理面對面”直播活動正式拉開帷幕。

北京市政協提案委專職副主任阮培穎告訴記者，此次直播活動很早就開始籌備，受疫情影響，時間上比往年推遲兩個月，活動主題上重點選擇今年委員們普遍關注的系列重點熱點問題。

“具體用什么樣的主題去‘開局’，我們也進行了一番探討。”阮培穎說，今年是如此不平凡的一年，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深刻地影響了經濟社會以及每一個人的生活。自疫情暴發以來，北京市政協委員立足本職工作，從不同角度遞交了大量關于疫情防控的提案，這或許是與往年最大的不同。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5月，北京市政協專門召開了2020年度提案辦理協商會，集中就與“健全公共衛生機制，推進健康北京建設”相關的15件提案進行協商辦理。

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首都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的完善是當務之急，更是政協及委員們跟蹤建言的重點之一。再次就該主題通過“面對面”節目進行協商辦理，是對建言首都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的延續。

“我算疾控系統的老兵，從2003年的SARS，到2009年的北京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以及諾如病毒，一系列重大傳染病防控經歷，讓我們已經形成了職業敏感性。”參加電視直播“面對面”的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預防所副所長黃芳委員，與今年的新冠病毒疫情也進行了“正面交鋒”，因此她在提案中呼吁要把首都公共衛生體系建設提到迫切的日程，現場交流時，她再次提到，“目前最迫切要解決的是兩個問題：進一步完善監測體系，增強早期預警、早期監測、早期發現的能力。還有就是加強公共衛生的人才隊伍建設，穩定隊伍，提高能力。”

如果大家共同努力、共同研究，難題也會逐步變得不那么難。北京市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雷海潮點點頭回應道，在這次疫情防控中，北京市認真分析了有哪些值得肯定的地方，暴露出的短板、弱項甚至漏洞。市委在5月中旬專門召開了市委全會，研究如何加強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管理能力，加強體系建設。5月19日，市委市政府專門出臺了《關于加強首都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的若干意見》，針對現在已經識別的短板和弱項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予以加強，“所以黃芳委員提到的這些問題，正是我們努力的方向，相信會逐步得到改進和完善。”

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副院長李海潮是呼吸科醫生，參加了抗擊SARS的老兵，也是援鄂醫療隊的領隊。

“去武漢援鄂抗疫，對武漢的情況了解多一些。因為疫情暴發，很多病人到大醫院就診，造成醫療資源的擠兌和醫務人員感染。咱們國家重要的制度就是分級診療，怎么利用社區衛生中心作為哨點，對發熱病人進行很好的甄別和分流，通過氧飽和度監測把輕癥和重癥區別開來，形成很好的緩沖帶，未來這可能對整體防疫能力的提升起到一定作用。”李海潮說。

雷海潮對這個看法非常認同，據他介紹，《關于加強首都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的若干意見》提出，要加強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發熱哨點建設，建設200多個規范性的發熱哨點，把社區看病的有可能是傳染病的患者能甄別出來，把他們第一時間轉診到三級醫院，使他們得到及時診斷和良好的治療，社區和后續的治療是支持補充，讓大家發揮不同的功能。

從“預防”到“診療”，從硬件到軟件，從宏觀政策到微觀落地，委員們與“一把手”之間的交流探討還在繼續。

對話：筑牢抗擊疫情的基礎防線

在此次抗擊新冠疫情的戰場上，疫情防控的基層基礎工作是重點，群防群控的“人民戰爭”是亮點。

“筑牢抗擊疫情的基礎防線”話題就是從社區開始的。

“社區是老百姓生活的最基本單元，在疫情防控過程中，社區防控是阻斷疫情的一個根本措施。”談及這道“基礎防線”，北京市委社會工委書記、市民政局局長李萬鈞說，回顧整個社區防控，我們充分發揮各級基層黨組織的作用，動員了5.8萬名社區工作者，40多萬在職黨員，10萬名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下派社區干部，60多萬志愿者，將近20萬社區物業保安，真是人民戰爭，全民總動員。

現場播放的短視頻讓大家印象深刻的是，北京的整個防控工作，規范化非常強。全市3000多個社區、3000多個村，防控標準、防控等級、防控內容全一致，沒有例外，實現了規范化管理。

那么疫情過后呢？社區的精細化、規范化管理還會持續下去嗎？莊文靜委員把這個問題拋給了對面的李萬鈞。

“精細化管理一直是我們努力在做的一項工作。”李萬鈞解釋道，所以從今年開始我們把工作重心再縮小，縮小到樓門院。針對一棟樓，確定具體負責的樓長、物業、保安、保潔等，包括一些樓門院文化的弘揚，這樣的管理服務更貼近老百姓。

參加直播節目之前，朱良委員專門去了安華里小區調研，發現小區的信息化建設搞得非常好，相比之下，有的社區信息化建設滯后。精細化管理離不開信息化建設，尤其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借助信息手段解決問題也逐步成為常態，怎么能讓更多小區和居民搭上信息化的“便車”呢？朱良委員也一直在思考。

李萬鈞透露，現在市委、市政府正在總結疫情防控的經驗和教訓，提出了20項基層社會治理措施，已在全市部署，其中很重要的一項任務就是推進社區信息化建設。

“初步設想是建設一庫兩平臺。一個基礎信息庫，包括流動人口情況、房屋出租情況、轄區內單位、學校、商店等情況，把這些數據推送給社區使用。另外還要為社區日常服務管理工作搭建起服務平臺和管理平臺。”李萬鈞說。

對話：加強垃圾分類，實現生活垃圾減量

垃圾分類，其實并不是個新話題。

據了解，北京早在2000年就開展了垃圾分類試點工作，是國內第一個以立法形式規范垃圾處理的城市。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的深入，首都垃圾分類也迎來“提檔升級”的新契機。今年5月1日，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開始實施。這100多天的工作開展得怎么樣？大家還有什么疑惑和難題？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員會主任孫新軍毫不避諱，因為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的實施，正好與疫情撞個正著，全市精力都在疫情防控上，但市委、市政府決心堅定，要推進垃圾分類不動搖，我們就硬著頭皮鼓足勁頭沖上去，“普遍推行生活垃圾分類，是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親自部署、著力推動的‘關鍵小事’，也是生態文明建設、市民素質提升的‘關鍵大事’，是小中見大的事情，不容忽視。”孫新軍說，通過100多天的努力，市民垃圾分類的意識和行動都在往積極的方向發展，但實際操作中，確實還有一些實際困難。

關于垃圾分類的困難，經常在北京衛視等媒體上作公益宣傳片、被觀眾稱為“牛爺”的郝金明委員深有體會。他自己是老北京人，又專門針對垃圾分類去進行了蹲點調研。“您想，北京是一個常住人口2000多萬人的超大型城市，每天產生的垃圾量非常大，僅朝陽區，我去調研發現，每天的垃圾生產量達7000噸，什么概念？是十幾層樓高的一座山。”郝金明一邊感慨，一邊詢問孫新軍，這么難的問題該怎么解決？

在孫新軍看來，垃圾要減量，需要從源頭上分類。

“為此，在《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推行的同時，《北京市物業管理條例》同時出臺，互為補充促進；再就是堅持服務端發力，理性分類，因地制宜；強調源頭治理，重視治本；問題導向，急癥先治。”孫新軍說，通過這樣環環解扣的措施，捅開瓶頸，疏通全流程。

垃圾分類需要全民參與，此次的“面對面”活動還邀請了市民代表來到協商現場，讓更多公眾“走進”參與政協的提案辦理協商。

“我是來自北京師范大學良鄉附中的一名學生，像我就在家里準備了好幾個垃圾桶，經常會和我的父母一起進行垃圾分類。但是具體到分的時候，有時還是搞不清楚。”孩子的問題也是不少市民的困惑。

孫新軍笑著當起了垃圾分類“指導員”。他說，其實垃圾分類很簡單，你只要花幾分鐘，就能學會。北京現在實行的是垃圾“四分法”，就是把垃圾分成四類：廚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廚余垃圾顧名思義就是廚房產生的，像菜葉菜頭、剩飯剩菜。可回收物就是紙張、玻璃、金屬能賣錢的。有害垃圾是對身體和環境有害的，比如說廢熒光燈管、水銀溫度計、過期藥品等。這三類之外就是其他垃圾，比如說保鮮膜、塑料袋、紙巾等。

解釋完，孫新軍重點教大家最簡單的“分類一招”，“你只要把瓜皮菜葉、剩菜剩飯分出來放廚余，其他的搞不懂，舉棋不定就放在其他垃圾桶，就能得80分以上了。”

直播現場大家會心一笑，垃圾分類，其實并不難。

對話：穩就業、保民生精準幫扶中小微企業

疫情暴發以來，很多實體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經營以及復工復產遇到一定難題，隨之而來，今年的社會就業問題受到廣泛關注。

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局長徐熙介紹，黨和政府高度關注企業復工復產，政府部門做了大量的工作，出臺系列幫扶政策，為企業減免800多億元社會保險費用，返還26億元的失業保險費用，與企業一起渡過難關。

對此，來到現場的3位中小微企業的從業者最有體會。

一位從事大學生就業創業的IT教育中小微企業負責人坦言，企業正是在政府一系列返免還政策幫助下渡過難關的，他還想當面咨詢，后續有關部門在幫助復工復產上還有什么具體舉措？或許，這個問題也正是千千萬萬中小微從業者們想問的。

“保企業、擴渠道、提技能、促匹配、兜底線。”這是徐熙介紹中政府作為的幾個關鍵詞，“同時我特別想說，此次很多企業的自救行為對穩定就業起到了關鍵作用，很多企業也在倒逼自救過程中找到了新的發展方向和增長點。”徐熙認為，復工復產與就業問題，需要政府和企業以及個人共同努力。

就政策層面，趙莉委員本身來自餐飲行業，對該行業遭受疫情的沖擊感同身受。經過調研，她特別關注，政府是不是能出臺差異化政策扶持北京市住宿和餐飲行業可持續發展？

徐熙認為，除了返免還，政府還有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組織培訓、提高技能，“培訓是提高從業競爭力的有力手段，既能增強企業凝聚力，又能提升生產效率，從長遠來看，體面勞動就是實現個人勞動價值。”

談就業離不開每年的就業大軍——“高校畢業生”，現場的熱烈互動也感染了來到現場的模擬政協的大學生代表們。

“我是外交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學生，今年由于疫情影響，有些企業倒閉了，還有一些企業在縮減員工，感覺今年的就業形勢似乎格外嚴峻，對于今年畢業的大學生們，政府部門能提供哪些幫扶措施？”大學生們的提問中透著一絲“擔憂”。

徐熙坦誠回應道，大學生是寶貴的人力資源，希望大學生們能夠在北京發展，在北京創業，在北京實現他們的自身價值。

如何留住這些大學生，徐熙介紹，今年突出幾大“鼓勵”，鼓勵大學生靈活就業，鼓勵中小微企業吸納大學生，鼓勵國有企業事業單位拿出招聘崗位面向大學生，鼓勵優先上崗再考試。

“同時我也跟大學生交流一點，希望大家能轉變就業觀念，嘗試去中小微企業，鼓勵大家看長遠待遇。希望大學生先就業后擇業，通過靈活就業先探索一下自己感興趣的領域，逐步找到自己穩定就業的崗位。”徐熙說。

如同一場沒有距離的“談心”，坦率而真誠，相信大家都能從這樣的交談中，增強信心，收獲前行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