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周易》)；“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左傳》)。千百年來，這些耳熟能詳的經典名句奠定了中國文化豐厚的節儉傳統。在國家治理與國家建設中，在千家萬戶的家風家訓中，這種節儉傳統代代傳承，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

“成由勤儉破由奢”

《群書治要·漢書》云：“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眾，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書中給出了答案：“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意思是太平盛世不再的原因有二：一是統治者憑借著自己的私心、喜好來治理國家，二是奢侈盛行而拋棄了仁義。歷史表明，中國歷史上的“太平盛世”就是過“緊日子”過出來的。

西漢“文景之治”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提倡節儉，嚴禁浪費。文帝在位20多年，宮室園林、車馬侍從，均無增加。文帝想做一個露臺，預算下來，要百金，相當中產人家十家的財產總和，便放棄了。景帝也不斷減少自己的開支，從不接納也不許地方送奢侈品，否則以盜竊論，并要求各級官吏“務省徭費以便民”。文景二帝常穿粗衣，后宮宮女也不準穿拖地長衣，帷帳不準用貴重的絲織品。皇帝帶頭節葬，遺詔治喪期間不準影響人民的正常生產生活，不準用貴重的物品陪葬。這樣，國家的開支縮減，官僚貴族不敢濫取民財、鋪張浪費，人民負擔大為減輕，社會上出現了流民還田、人口迅速繁衍的局面。“文景之治”治什么？概括說來，就是治奢、治軍、治霸，貴粟積貯，休養生息。

東漢“光武中興”同樣如此。光武帝有鑒于西漢后期吏治敗壞、官僚奢侈成風等積弊，格外注意整頓吏治，躬行節儉，獎勵廉潔，選拔賢能。一方面薄賦斂，實行減稅降費。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詔恢復西漢前期三十稅一的稅制。另一方面偃武修文，不尚邊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后，非儆急，未嘗復言軍旅”。一方面減并機構，在減稅的同時，光武帝下詔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條奏并有四百余縣，吏職省減，十置其一”。另一方面對地方官吏嚴格要求，賞罰從嚴。經過整頓之后，官場風氣為之一變。故《后漢書》中有“內外匪懈，百姓寬息”之譽。

唐代的“貞觀之治”正是得益于厲行節儉的警鐘常敲，給后世留下了很好的榜樣。李世民親身經歷隋朝興亡之速，反思其原因時，說：“往昔初平京師，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征求無已，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致亡滅。”因而，“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偉者皆令毀之”。

《貞觀政要·論儉約》記載了唐太宗的很多故事，其中貞觀元年，太宗對侍臣說：自古以來，帝王凡是要大興土木，都必須要順應民心。從前大禹鑿九山，通九江，耗費人力巨大，卻沒有人抱怨，因為民心所向；秦始皇營建宮室，人民都反對，因為秦始皇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違背了民心。朕現在想建造一座宮殿，材木等都已經準備就緒，但想想秦始皇的教訓，決定不再興建了。古人曾說：不要做無益之事而損害了有益之事。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李世民牢記“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的教訓，銳精為政，崇尚節儉。為節省宮中的費用，一次就釋放宮女三千。還禁止地方官進貢奇珍寶物，并嚴厲禁止厚葬。

貞觀四年，唐太宗下令整修洛陽的乾元殿，以供日后游樂之用。給事中張玄素極力反對：“陛下當初攻下洛陽時，曾下令燒了此殿，是因為要以煬帝奢侈喪國的事實引以為鑒。現在，十年的時間還沒有過去，陛下怎么就忘記了呢？”太宗聽了，嘆息一聲，承認自己考慮不周，停止了工程，并賞給張玄素彩絹二百匹。后來，在談起這件事情的時候，太宗還說：“若不是張玄素，朕恐怕要做出違背初衷的事情來了。今后去洛陽，即使露宿野外，朕也不會再做這勞民傷財的事了。”

太宗常說，人君做到居以淡薄，行以從簡，示范于國人，就能養成天下人節儉的淳厚風俗。他患有“氣病”，不宜居潮濕地方，公卿奏請在高地建一寢宮，被他以“糜費良多”為由拒絕。左右“固請之于再三，竟不許”。他在《帝范》家訓中告誡太子李治：“夫君者，儉以養性，靜以修身。儉則人不勞，靜則下不擾。人勞則怨起，下擾則政乖。”在唐太宗的倡導、力行“戒奢從儉”下，“茅茨土階”“惡衣菲食”成為君臣共同信奉的品德，貞觀年間出現了一種好風氣，戴胄一生所住為舊房，死后無祭祀之所；魏徵家無正堂，死后以布車載柩，無文彩之飾。以至于唐代著名詩人李商隱感嘆道：“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

不僅如此，過好“緊日子”還成為古代中國國家治理中理財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春秋戰國時期著名的《管子》一書中的理財思想是：“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荀子·天論》認為，“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漢初賈誼的《論積貯疏》中也指出：“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唐代著名理財家陸贄在《均節賦稅恤百姓》中提出：“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宋代辛棄疾在《九議》中指出：“富國之術，不在乎聚斂而在惜費。”

“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很特殊的一個時期，一方面經濟文化比較繁榮，另一方面對外關系一直表現得較為軟弱。然而，有一點不容置疑，宋朝相當長的時期內都崇尚節儉，并且生活上使過“緊日子”制度化。

宋代多數皇帝似乎骨子里有一種節儉的天性，有著節儉國用、不敢奢侈的傳統。趙匡胤出身于軍人家庭，從小家教較嚴，養成了勤儉節約的習慣。甫一建國就開始帶頭過起了“緊日子”，宮室內一切從簡，“皆尚質素”，窗簾用廉價的青布，平日衣服和一般的小吏沒有多大差別，宮女太監也只有300余名，后來覺得浪費，又遣散出宮50余人。

宋初不僅對官員的服飾有嚴格規定，而且皇室對子女也不例外。有一次，永慶公主回宮省親，趙匡胤發現女兒身上的衣服非常華美，一面繡有貼花，一面鑲了翠羽，光鮮靚麗。他很不高興，對女兒說：“你把這件衣服脫下來，以后也不要再穿這樣華麗的衣服了。”永慶公主很不理解，噘著嘴巴說：“我是公主，為什么不能穿？”趙匡胤嚴肅地說：“正因為你是公主，才不能這么穿。你穿得如此華麗，別人看見了，就會爭相效仿。戰國時齊桓公喜歡穿紫色衣服，結果全國上下都跟著學，搞得紫布貴了無數倍。你知道這件衣服要花多少錢嗎？如果別人也跟著你學，翠羽就會漲價，大量的翠鳥都會被獵殺。你生在富貴之家，千萬不可給這樣的壞風氣開頭。”

在趙匡胤的影響下，此后歷代皇帝都將過“緊日子”制度化。宋太宗設立內庫以減輕民賦，并聲明“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闕，復賦率于民，朕不以此自供嗜好也”。宋哲宗下詔裁減國用：“邦賦之入，蓋有常制，若不裁減浮費，量入為出，深慮有誤國用大計。”令戶相度裁減，條析以聞。宋高宗依樣畫瓢：“朕以紀綱壞亂之余，悼師旅凋殘之極，國用窘而費廣，兵力弱而民疲，茍可救時，安避改作。命內外佳人、省臺寺監職事官、監司守令、寄居曾任郡守郎官以上，于半月內各述所職及己見的確利害，凡可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者，條具以聞。”宋神宗即位后，要求“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以不豐，大臣宜共留意節用”，并叫司馬光、騰甫等人商討裁減國用制度。

宋代的節儉國用形成了制度，其宮廷開銷、祭祀支出、賞賜大臣等方面都要求節儉。宋朝的宮廷宴會，據宋史記載，分幾個級別，但并不奢侈。頭二盞酒是沒有菜肴的，第三盞時才提供下酒菜：肉、咸鼓、爆肉、雙下駝峰角子、索粉等。陸游《老學庵筆記》中記載，集英殿宴請金國使節的九盞菜肴點心分別是肉、咸鼓、爆肉、雙下角子、蓮花肉、沒餅、骨頭、白肉胡餅等，用料很普通。

特別是宋仁宗，其節儉比起其祖更甚，宋代很多筆記留下了具體的事例，讀之不得不服。《曲洧舊聞》記載：“仁宗儉德，殆本于天性，尤好服浣濯之衣。當未明求衣之時，嬪御私易新衣以進，聞其聲輒推去之。遇浣濯，隨破隨補，將遍猶不肯易。左右指以相告，或以為笑，不恤也。當時不唯化行六宮，凡命婦入見，皆以盛飾為恥，風動四方，民日以富。比之崇儉之詔屢掛墻壁，而汰侈不少衰，蓋有間也。”

宋人施德操《北窗炙輠錄》記載了兩件小事，其一是：宋仁宗早朝，面色有些憔悴，大臣問：“今日天顏若有不豫然，何也？”仁宗說：“偶不快。”大臣疑之，以為皇帝昨夜操勞過度了，便“言宮掖事，以為陛下當保養圣躬”。仁宗笑道：“寧有此？夜來偶失饑耳。”大臣皆驚，說：“何謂也？”仁宗說：“夜來微餒，偶思食燒羊，既無之，乃不復食，由此失饑。”大臣說：“何不令供之？”仁宗說：“朕思之，于祖宗法中無夜供燒羊例，朕一起其端，后世子孫或踵之為故事，不知夜當殺幾羊矣！故不欲也。”

另一記載道：“仁宗嘗與宮人博，才出錢千，既輸卻，即提其半走，宮人皆笑曰：‘官家太窮相，又惜不肯盡輸。’仁宗曰：‘汝知此錢為誰錢也？此非我錢，乃百姓錢也。我今日已妄用百姓千錢。’”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則載有一事：仁宗“好食糟淮白魚”，但淮白魚乃江南特產，開封未見，而依宋朝祖宗舊制，皇家“不得取食味于四方”，所以皇帝一直“無從可致”。后來，皇后只好問呂夷簡的夫人：“相公家在壽州，當有糟淮白魚吧？”呂夫人回家后給皇后進獻了兩筐魚。

不唯仁宗，其他皇帝也大致不差。《西湖游覽志余》記載，宋高宗吃飯時，習慣多備一副公筷，因為“高宗在德壽，每進膳，必置匙箸兩副。食前多品，擇其欲食者以別箸取置一器，食之必盡。飯則以別匙減而后食，吳后嘗問其故，曰：‘吾不欲以殘食與宮人食也。’”有了公筷，自己吃不完的，可以賞給宮人吃，是對宮人的一種尊重。

南宋隆興元年(1163)五月三日晚間，宋孝宗在后殿內閣宴請經筵官胡銓，這次飯局被胡銓記入《經筵玉音問答》中。胡銓說，席上有一道胡椒醋子魚，宋孝宗告訴他：“子魚甚佳，朕每日調和一尾，可以吃兩日飯。蓋此味若以佳料和之，可以數日無餒腐之患。”一條魚吃兩天，孝宗的飲食算儉樸了吧。胡銓聽后頗為感動，說：“陛下貴極天子，而節儉如此，真堯舜再生。”孝宗又說：“向侍太上時，見太上吃飯，不過吃得一二百錢物。朕于此時固已有節儉之志矣。”

即使如此，宋朝的大臣仍然不斷進諫，向皇帝敲警鐘。如蘇軾進《策別》：“人君之于天下，俯己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曾鞏上《議經費》：“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勇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用者，必于歲杪，蓋量入而為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仂，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范仲淹《奏上時務書》提出帝王應該“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恥珠玉之玩”，“少度僧尼，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有了這樣的君臣，宋朝政府的“緊日子”過得很有滋味。

到宋徽宗時，這一傳統被打破，朝廷大肆征召花石綱，從浙江等地運往開封供觀賞的花木和石頭，光運費就耗資巨大：“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民間至用三十萬緡。”其結果呢，不僅出現秦檜等生活奢侈的權相，很快又迎來“靖康之恥”。

“從來簡儉是家風”

孔子說：“禮與其奢也，寧儉。”歷史上有很多有識之士都以節儉為榮，以奢侈為恥。他們認識到儉有四利，可以養德、養壽、養神、養氣(《鶴林玉露》)。至于具體到家庭，無論是盛世還是亂世，古代中國家庭更是有著一股久遠的過“緊日子”的傳統。但凡一個稍有傳承的家族或家庭，其家長都明白，持家以儉才能綿延長久，他們不但奉行節儉修身養性以延年益壽的信條，還警惕奢是罪惡的源頭，是敗家的征兆。家庭作為社會的細胞，其儉與奢直接關系到社會風氣的好壞，官員之家尤其如此。

《史記·魯世家》載，春秋時期魯國正卿季文子，出身于三世為相的貴族家庭，掌管國政和兵權30多年，輔佐魯宣公、魯成公、魯襄公三代君主，可謂位高權重，他一生忠貞守節，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家無衣帛之妾，廄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孟獻子的兒子仲孫見他如此節儉，頗為不屑地說：“你身為國家重臣，代表國家形象，卻如此寒酸、吝嗇，你不怕朝中文武百官笑話嗎？實在有損國家形象，影響國家聲譽。您何不變一變？于己于民于國都有好處，何樂而不為呢？”季文子聽后淡然一笑，回答道：“我當然也想穿華服、騎良馬，可是，我看到老百姓吃粗糧穿破衣的還很多，有的甚至還在挨餓，我不能看著全國百姓衣衫襤褸，粗茶淡飯，而讓自己和家人衣著華美，終日酒山肉海，這樣做于心不安啊。況且，我只聽說國家形象和榮譽是通過臣民的高尚品德和文明舉止表現出來的，從沒聽說過炫富示奢、大講排場能給國家增光添彩！”孟獻子聽說這事后，非常生氣，將兒子仲孫幽禁了七天以示懲戒。

宋代是官員俸祿最為優厚的朝代，也是冗官現象最為突出的時期，但整體上，宋代士大夫卻有一種節儉的風尚和傳統。

司馬光在洛陽專心編《資治通鑒》十五年，其間，他與文彥博、范純仁等同道，相約組成“耆英會”“真率會”，每日往來，不過脫粟一飯、清酒數行。相互唱和，亦以儉樸為榮。文彥博有詩曰：“啜菽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范郎貧。”范純仁和之曰：“盍簪既屢宜從簡，為具雖疏不愧貧。”司馬光又和道：“隨家所有自可樂，為具更微誰笑貧？”寥寥數語，充分表達了他們興儉救弊的大志。司馬光講學期間，同樣力行節儉，不求奢靡。“公每五日作一暖講，一杯、一飯、一面、一肉、一菜而已。”(《懶真子》卷第十)回故鄉山西夏縣祭掃祖墳時，父老鄉親前來迎候獻禮，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他“享之如太牢”。

自稱“先生年來窮到骨”的蘇軾，特作《節飲食說》：“東坡居士自今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招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日省費以養財。”他告訴家人，從今以后，每頓飯只飲一杯酒，吃一葷菜。若有貴客來訪，盛宴招待，也不過三葷，只能少不能多。若是別人請客，也先告訴人家，不要超標。若人家不答應，就干脆不去。他認為這樣做好處有三：一可安分養福氣，二可寬胃養神氣，三可省錢養財氣。《鶴林玉露》中記載，蘇軾謫居期間，每天用錢不超過一百五十文，每月初一，取錢四千五百文，分裝為三十串，掛于屋梁上，早晨用畫叉挑一串，藏在錢袋里出門去。給李公擇寫信中還指出：口腹之欲無窮，平時注意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

蘇軾過緊日子，還上升為蔬食養生的理論。他做官做到哪里，就挖野菜挖到哪里。在《菜羹賦并敘》中敘寫自己的生活：“東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稱家之有無。水陸之味，貧不能致，煮蔓菁、蘆菔、苦薺而食之。其法不用醯醬，而有自然之味。蓋易具而可常享。”他在《宋喬全寄賀君》一詩中寫道：“狂吟醉舞知無益，粟飯藜羹問養神”，以自己的經驗勸別人不要醉生夢死，而要粗茶淡飯以養生。

陸游同樣以過“緊日子”為樂，對飲食講求“粗足”，力求清淡。他主張多吃蔬菜，葷菜盡可能少。這樣做的目的，“不為休官須惜費”，而是為了培育良好的家風，“從來簡儉是家風”。粗茶淡飯，心中坦然，“但使胸中無愧怍，一餐美敵紫駝峰”。

歷代名臣巨宦中不少人留下了家訓，大都以倫理道德為主體，以勤儉持家為根本，彰顯了辯證的節儉觀。如張載就把“戒好鮮衣美食”“戒濫飲狂歌”列為家訓“十戒”之中；陸游希望把儉樸家風傳之后世，在《放翁家訓》中告誡子孫：“上古教民食禽獸，不惟去民害，亦是五谷未如今之多，故以補糧食所不及耳。若窮口腹之欲，每食必丹刀兒，殘余之物，猶足飽數人，方盛暑時，未及下箸，多已腐臭，吾甚傷之。今欲除羊彘雞鵝之類，人畜以食者，姑以供庖，其余川泳云飛之物，一切禁斷，庶幾少安吾心。凡飲食但當取飽，若稍令精潔，以奉賓燕，猶之可也。彼多珍異夸眩世俗者，此童心兒態，切不可為其所移，戒之戒之！”晚清名臣曾國藩以善治家著稱，不僅自己過“緊日子”，一餐只吃一葷，一件衣服穿三十年，而且其家訓就倡導過“緊日子”，“能勤能儉，永不貧賤”。其他如胡林翼、左宗棠、張之洞、梁啟超等大批近代人物都是如此。因而，會過“緊日子”的人基本上與廉潔可以畫等號。至于歷史上那些世家大族如浙江鄭義門、山西王家大院、福建永定客家人、湖南張谷英村等幾乎家家都是過“緊日子”的好手，他們明白，要想打破“富不過三代”的魔咒，唯一的辦法就是過好“緊日子”了。

“勤儉建國家，永久是真言”

歷史表明，千百年來，過“緊日子”的傳統無關窮與富，到了困難時期，過“緊日子”更是化解困難的良法。從井岡山到延安時期，共產黨的紅色基因里面就有“勒緊褲腰帶”的傳統，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帶頭過“緊日子”。毛澤東常穿打著大補丁的褲子，蓋三斤半的舊棉被，晚上睡覺用禾草做枕頭；“要想著國家，能節約一點就節約一點”的朱德，人稱“時人未識將軍面，樸素渾如田家翁。”抗戰中，根據地一直是以過“緊日子”挺過來的，1943年《陜甘寧邊區簡政實施綱要》規定有五點，處處針對過好“緊日子”：(一)不急之務不舉，不急之錢不用，且須在急務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經濟；(二)除保證給養外，其他經費，概須力行節省。提倡勤儉樸素，避免鋪張浪費；疏散機關，調整窯洞，停止建筑；減少公差公馬，提倡動手動腳；實行糧票制，免去雙重糧的浪費；注意一張紙、一片布、一點燈油、一根火柴的節省；愛惜每件公物，使之多用些日子；不追加預算，并建立嚴格的審計制度；(三)集中力量于急要的經濟事業，實行經濟核算制；并加強管理和監督，開展反對貪污浪費的斗爭；(四)愛惜民力，節制動員，不浪費一個民力，一匹民畜；(五)堅持廉潔節約作風，嚴厲反對貪污腐化現象。新中國成立后，朱德曾寫詩道：“勤儉建國家，永久是真言。”黨和國家多次遇到困難時期，每一次都度過來了，而勤儉建國、過緊日子的方針發揮了重要作用。

“畫棟不久棲，雕梁有壞期；膏粱不久吃，珍饈有斷時。”居安思危，新時代同樣需要發揚古人過好“緊日子”的傳統。

(作者：劉緒義，系中共國家稅務總局黨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