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鳳紋玉韘形佩

文物時代：新莽時期(公元9-23年)

出土地點：江蘇省徐州市九里區裴窩后山一號墓

保存地點：徐州博物館

捐玦置澧浦，解佩寄中洲。細數來，玉不知蘊含著中國文化里多少意義和情感：尊貴、不朽、仁德、真誠、愛慕、乃至決斷……幾千年來給予著人們難以言說的力量。而從射禮的玉玦漸演變到腰間的佩玉，也顯示出周代到漢代玉文化的變遷——拋卻了禮制的肅穆，平添了世俗的感性。孔子曾論玉與君子德行的相似之處，最后一句是“天下莫不貴者，道也”。相信如道一般在中國文化中綿延不斷的玉，也將一直存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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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者三。”(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公元前206年，在秦帝國分崩離析之際，先入關中的劉邦屯兵于灞水河畔，項羽駐扎于戲水以西、渭河南岸的鴻門。而后劉邦親赴鴻門拜謁，項羽則在軍營備宴留飲沛公。宴上項羽亞父兼謀士范增數次以眼色暗示項羽當機立斷擒殺劉邦以絕后患，見項羽默不作聲，一連三次舉起所佩玉玦。

鴻門宴上范增所持“玉玦”是跌宕劇情中的重要道具，很顯然時人皆知這一暗示——舉玦蘊含著決斷與決絕之意。對今人而言，玉玦的樣貌主要來自清末學者吳大澂的考據。自中國近代考古學興起后，在東北以及華東史前墓葬中同樣頻頻發現這類玉器：帶有一個缺口的環狀玉質飾品，似乎正合文獻中“玦如環而缺”“半環曰玦”的描述。但這真是范增手中的玦嗎？

2001年山東青島土山屯編號為M6的西漢墓，男性主人棺內清理出土鏤雕螭虎“韘形佩”玉器一件。玉器發現時尚位于人體左側腰部，按此推測是男士的佩玉。同時在棺內發現一片木質遣冊，詳細記錄了棺內的隨葬品名與數量。木牘背面第五行首書“玉決一”、下書“壽(毒)牟簪一”，按“毒牟簪”為玳瑁發飾；“決”可通“玦”，故“玉決”便是“玉玦”，無疑應亦是飾品。查同出玉器共計7件，除見玉帶鉤、玉印各一件，另有口琀、塞具共5件，故而“玉決”當是鏤空螭虎的玉器莫屬。

這件兩千年曾經被摩挲把玩的“韘形佩”，得益于隨葬遣冊上一絲不茍的記錄，讓實物與文字兩者相印證，確鑿地為“韘形佩”來正名，這便是漢代文獻中頻見的“玦”。

南通博物苑“玉見你”展覽中，也正在展出一件新莽時期韘形玉佩。它因長久地埋藏而受沁呈黃白色，不過透光處還能窺見原本的青色玉質。居中的是一個橢圓形帶鋬造型環狀物，在其周緣圍繞鏤雕蜿蜒螭虎，鋬下飾以翻轉的云氣。這件韘形佩與土山屯六號墓玉玦相比，不僅器型基本相同，時代也均處于兩漢之交，并且同樣出土于男性墓主腰側，本也是佩掛，無疑便是一件“玉玦”了。

那么“玦”又是什么呢？為什么范增舉玉玦可以暗示項羽決斷呢？

西周恭王十五年五月壬午日，陜西周原的新宮射箭場舉行了一次隆重的射箭比賽，周王蒞臨并賜予臣子趞曹諸多兵器，趞曹銘感周王饋贈特鑄鼎紀念(《十五年趞曹鼎》)。鼎銘中一字與所賞賜弓、矢并列，形如人之右手拇指戴環狀物形象，而被古文字學者隸定為“夬”，即為“玦”。這也是目前最早有關弓射“夬”的文字材料。

“夬”因玉質而為“玦”，然而玦是如何從護指變成了形態和使用功能都幾乎完全不同的韘形佩飾呢？

作為“夬”的玉護指是源于商周時期“射”被禮制化后的產物，以玉質的弓射護具，當然是為了彰顯使用者的高貴。目前考古所見最早的是商王武丁配偶婦好墓出土的筒型玉護指，其上依然保留著較原始的扣弦刻槽。

兩周時期的玉玦發現數量激增，常見出土在使用者的左右兩手處，型制已成為便于拇指墊舒適按壓的矮體扁舌形。這樣的造型比商代的筒型護指，更利于拇指回勾勾住弓弦引開強弓，正如《周易·夬》中所言：“夬，決也，剛決柔也。”

兩周之交時，玉玦一側開始出現鉤形的鋬，這個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小細節則是對舌型玉玦功用的重要改進。按射手通常左手持弓，右手戴玉玦，右拇指內曲，以玦內側舌面扣住弓弦；此時側鋬正好可以壓住箭括(尾)位置，穩定箭桿避免從弦上滑落。如此以橢圓舌型的主體、加身側伸出鋬構成的玦型——所謂“韘形佩”最基本的兩個要素此時方才具備。

可以想象，正如射手引弓撒放，箭被快速射出，剎那間不容寡斷，當機立斷方才行之有效。春秋爭霸之際，玦已被認同具有“決斷”或“斷絕”的意義，即“儒者授佩玦者，事至而斷”(《莊子·田子方》)。

至戰國中期后，伴隨著世俗化的燕射、軍射、弋射盛行，實用型玉玦開始式微，由此轉向佩飾玦的風靡。《詩》中即有：“芄蘭之葉，童子佩韘。”(《國風·衛風·芄蘭》)描繪了韘觹佩垂于少男腰間的形象。其中，“韘”是襯于玦內的皮墊。約在戰國中期之后，皮質的“韘”漸而指代實用型護指，“玦”則成為玦類佩飾的專有名謂。

詩人屈原將佩玦拋入江中，以抒發心中的憤慨(《楚辭·九歌·湘君》)；而鴻門宴上頻舉佩玦的亞父范増，亦是土生土長的楚人。也許秀頸小腰佩玉玦，便是那時楚男士最追捧的時尚潮流。在藝術上承接楚風的西漢，男女腰中佩玦更為風靡。西漢早期徐州北洞山楚王墓發現的玉玦，當是其中的佼佼者。

展覽中這件新莽時期的玉玦，在繁復的紋樣中依舊可以辨認出側鋬，也不禁讓人聯想起新莽地皇四年(公元前23年)曾發生與鴻門宴劇情如出一轍的大事件：起義軍所擁戴的更始帝大會諸將，計劃誅殺功高蓋主的劉演，先以觀摩為名取下劉演佩劍。正當此時，御史申屠健獻上玉玦，以佩玦催促更始帝早做擒殺劉演的決斷(《后漢書·齊武王傳》)。東漢史學家班固在《白虎通義》中說“能決嫌疑則珮玦。”兩漢之際，佩玦依然承擔著行事果斷、決斷的寓意。

此外，賜玦、贈玦、獻玦，又是表示善意的行為交往。鐘繇以舊藏“東漢尚方寶玦”相贈曹丕，為此興致頗高的曹丕還歌以《玉玦賦》；孟達曾贈玉玦與諸葛亮；審配書予袁譚、呂布信中，皆提及贈“環、玦”，足見漢末三國之際士人的喜愛。

兩漢時期，玉玦也被穿系彩綬、綴流蘇成璧翣，張掛于帷幄羽葆之下，為華麗廳堂的點睛之筆。每當風起，璧翣隨風搖擺，或再墜以鈴鐺與綬帶“懸黎垂棘，夜光在焉”(《西都賦》)，風動鈴響可增盎然仙氣。

然而，伴隨著魏晉時期接踵而至的動蕩，士人腰間的玦佩逐漸退隱于歷史潮流中，后世遂難以探究其形制。直至千年后的好古敏求者，撥開歷史塵埃，追本溯源，才終于又演繹出范增手中神秘多彩的“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