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胸懷兩個大局，一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一個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我們謀劃工作的基本出發點?！眹衅髽I改革發展經歷40多年，“十四五”時期全面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也必須從“兩個大局”的基本出發點來謀劃，整體、系統和協同地實質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深化，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正確樹立“十四五”時期國有企業改革指導思想的基本前提

“十四五”時期中國將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世界步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度變革期，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正在加速拓展，新冠肺炎疫情在對全球經濟社會短期沖擊后還將帶來深遠的影響?！笆奈濉睍r期我國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必須認清這個歷史方位、時代背景、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與新發展階段。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給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指明了方向。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十九屆二中、三中、四中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對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提出了全方位的新要求，尤其是十九屆四中全會從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高度對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提出了具體要求：探索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增強國有經濟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和抗風險能力，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形成以管資本為主的國有資產監管體制，有效發揮國有資本投資公司、運營公司功能作用。

面對新時代、新形勢與新要求，“十四五”時期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要牢牢樹立兩方面指導思想。一方面，從國有企業使命與定位來看，國有企業必須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己任，服務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發揮關鍵作用，成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市場主體，發揮在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中的戰略作用，進而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從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看，國有企業要把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變革方向，抓住新工業革命的戰略機遇，順應和引領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從具有長期深遠的制度建設入手，促進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和以管資本為主的國資監管體制的形成，切實增強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和抗風險能力，提高企業活力和效率。

“十四五”時期實現制度創新突破、提高國有企業活力和效率的關鍵任務

國有企業改革從1978年“放權讓利”起步，試圖通過下放企業自主權來提高企業活力和效率。1993年，中央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認識到只有從企業制度上進行創新才能真正讓國有企業成為市場主體、煥發市場活力，國有企業改革開始從單純“放權讓利”深入推進到“制度創新”時期。2003年，認識到僅有企業微觀層面的制度創新還無法保證企業成為市場主體，開始進一步從宏觀層面進行制度創新，推進國資監管體制改革，構建管人管事管資產相統一的國資監管體制。進入新時代后，國有企業改革深化要求進一步推進“制度創新”，在微觀企業制度層面，逐步探索形成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這要求一以貫之地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和堅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國有企業改革方向，將二者在企業治理層面統一起來；在宏觀監管體制方面，推進監管職能從管人管事管資產向以管資本為主轉變，這種更加注重基于出資關系對國有企業的監管，涉及監管理念、監管方式和監管對象等多方位的變化，國資監管機構要在防止國有資產流失、提高監管效率的前提下，保證國有企業作為一個獨立市場主體而自主運行。制度是運行的基礎，這兩方面制度創新決定了國有企業運行的活力和效率，是新時代國有企業改革深化的關鍵任務。

應該說，形成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和以管資本為主的國資監管體制是復雜的高難度的制度創新，需要在理論和實踐層面進行不斷探索。黨的十八大以來通過國有企業改革“1＋N”政策體系，已經在這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在實踐層面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還需要具有決定意義的改革深化舉措。要想在這兩方面形成突破性的進展，“十四五”時期需要通過一系列改革措施和行動方案來解決制度建設中的具體問題。例如，在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方面，要研究解決如何通過制度設計真正實現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如何在董事會規范運作的基礎上全面依法落實董事會各項權利，全面實現董事會向經理層授權；又如，在形成以管資本為主的國有資產管理監管體制方面，如何形成科學系統、精簡高效的以管資本為主的國資監管制度體系，如何形成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以及產業集團公司功能鮮明、分工明確、協調發展的國家出資企業格局，如何能夠實現國有企業信息公開全覆蓋；等等?！笆奈濉睍r期要通過這一系列改革行動，在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和以管資本為主的國資監管體制上取得顯著成效，這將對新時代國企改革的深化具有標志性意義。

“十四五”時期增強國有經濟整體功能、促進國有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要求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一直沿著相互關聯的兩條線路不斷深化，一是微觀層面的企業制度創新，二是宏觀層面的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基本出發點是使國有資本向重要的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以更符合其功能定位。

進入新時代，更加強調圍繞國家重大戰略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國有經濟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我國經濟已經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十四五”時期乃至未來更長遠，國有經濟功能定位于服務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按照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國有企業要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在創新型國家建設、“一帶一路”、制造強國建設、民生改善等國家重大戰略中發揮關鍵作用，國有資本絕大部分集中于提供公共服務、發展重要前瞻性戰略性產業、保護生態環境、支持科技進步、保障國家安全等真正關系到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關鍵領域以及公益性行業的優勢企業中。新冠疫情沖擊下，國有企業更是應在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發揮作用。

總體而言，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已經取得了巨大成績，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工作得到有效推進，國有資本向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程度不斷提升，國有企業數量不斷減少、規模不斷擴大，中央企業進行了多次的戰略性重組，中央企業數量從117家減少到96家，中國國有企業在世界500強數量已經超過80家。如果把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目標，這意味著總體上看通過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已經較好地實現了國有資本“做大”目標。但是，國有資本服務于國家重大戰略的功能定位還沒有更好地體現，還沒有很好地實現“做優”國有資本的目標，我國國有經濟呈現出“大而不強、全而不優”的基本格局。尤其是近些年為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國家出臺了一系列從區域到產業的重大發展戰略，國有企業如何服務于國家這些高質量發展戰略，這其中還有許多問題有待破解?！笆奈濉睍r期要著力推進國有資本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有效發揮國有企業和資本對優化經濟結構、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的作用。要實質推進國有資本向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清退不具備優勢的非主營業務和低能無效資產。要切實加大研發投入、提升國有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要完成剝離國有企業辦社會職能，真正解決長期未解決的歷史遺留問題。

“十四五”時期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協同推進市場化改革的重大舉措

在我國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國有企業改革一直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對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具有關鍵意義。

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有企業改革深化要從三個層面解決成為真正公平競爭的市場主體問題。一是企業產權改革。從國有獨資轉向股權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企業，形成現代公司制企業，這不僅僅是現代企業效率的制度基礎，也是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探索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基本途徑，還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根本要求。二是經營機制轉變。推進國有企業運行機制從行政管理機制轉向市場化經營機制，切實深化勞動、人事、分配三項制度改革，使企業按照市場經濟規律運行。三是完善公平競爭。實現國有企業與非公企業公平地參與市場競爭，各所有制主體依法公平進入市場、使用要素，這要求深化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和自然壟斷行業的改革。

一直以來，關于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轉變國企經營機制、推進政企分開以及政資分開、自然壟斷性行業改革等方面改革在不斷深化。進入新時代，在把國有企業劃分商業一類、商業二類和公益類的基礎上，更加強調系統、協同地推進這些方面的改革。但是，從堅持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高度看，無論是混合所有制改革，還是市場化經營機制完善以及公平競爭市場體系完善，都還有很多問題需要“攻堅”。國有企業分類改革還需進一步深化，分類改革后的分類治理還需進一步落實，混合所有制改革后治理機制還需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自身改革與公平競爭制度完善之間的協同性還需增加。

針對這些問題，“十四五”時期要采取切實可行的改革路線圖和具體措施來取得突破性的進展。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應該支持商業一類企業引入非國有資本持股比例進一步提高，推動混合所有制企業深度轉換經營機制，支持混合所有制企業全面建立靈活高效的市場化經營機制。國資監管機構對持有股權的混合所有制企業、股權多元化的國有全資公司探索實施有別于國有獨資公司的治理和監管機制。

在建立市場化經營機制方面，應該在商業一類企業中全面推行經理層成員任期制和契約化管理，實施以勞動合同管理為基礎、以崗位管理為核心的市場化用工制度。

在推動國有企業公平參與市場競爭方面，在電網、電信、鐵路、石油、天然氣等重點行業和領域，要全面放開競爭性業務，進一步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針對國家電網、南方電網等企業要剝離其競爭性業務，只保留其網絡環節的自然壟斷性業務，使其逐步從競爭二類轉為公益類企業。對于無法剝離行政性業務的企業，也針對其市場業務和行政業務員進行分類核算，建立健全符合國際慣例的補貼體系，形成科學合理、穩定可靠、公開透明的補償機制。（黃群慧，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