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制度保障

● 黨的十八大以來，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我國建立了脫貧攻堅責任、政策、投入、動員、監督、考核六大體系，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制度保障

● 堅持立足基本國情，充分發揮制度優勢。我國發揮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通過“黨的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工作機制，形成了跨地區、跨部門、跨行業、全社會共同參與多元主體的社會扶貧體系

● 堅持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正確處理外部幫扶和貧困群眾自身努力的關系，強化脫貧光榮導向，更加注重培養貧困群眾依靠自力更生實現脫貧致富的意識，更加注重提高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自我發展能力

□ 本報記者 　 陳 磊

□ 本報見習記者 劉紫薇

截至今年11月23日，國務院扶貧辦2014年確定的832個國家級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

在國家級貧困縣全部“清零”的背后，是黨中央把扶貧開發提升到治國理政的重要位置，并為此作出了一系列決策部署：2015年10月，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貧困縣全部摘帽的目標任務；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2016年3月，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十三五”規劃中，黨中央脫貧攻堅決策部署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2018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

接受《法治日報》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這充分反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體制的優勢，尤其是一系列中國特色扶貧開發政策文件的出臺，為脫貧攻堅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

政策文件陸續出臺

全力實施脫貧攻堅

2011年底，中央決定將年人均純收入2300元作為新的國家扶貧標準。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截至2012年年底，我國的標準貧困人口是9899萬人。

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召開。自此，黨中央把扶貧開發擺到治國理政的重要位置，提升到事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高度，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進行決策部署。

2014年12月，國務院扶貧辦在官網公布“全國832個貧困縣名單”，涉及2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2015年10月，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

河南農業大學政策法規辦公室副主任張帥梁教授在接受《法治日報》記者采訪時稱，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公布832個國家級貧困縣名單彰顯了黨中央、國務院向貧困宣戰的勇氣與擔當。

2015年11月，《決定》對此后5年的脫貧攻堅工作作出全面部署，要求“到2020年，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實現貧困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

2016年3月，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通過“十三五”規劃，“全力實施脫貧攻堅”以專篇的形式被納入其中。由此，中央脫貧攻堅決策部署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

4月，中央組織部、國務院扶貧辦聯合下發《關于脫貧攻堅期內保持貧困縣黨政正職穩定的通知》明確，貧困縣黨政正職在完成脫貧任務前原則上不得調離。脫貧摘帽后仍要保持穩定一段時間。

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脫貧攻堅責任制實施辦法》規定，黨中央、國務院主要負責統籌制定脫貧攻堅大政方針，出臺重大政策舉措，完善體制機制等；省級黨委和政府對本地區脫貧攻堅工作負總責，并確保責任制層層落實等；省級黨委和政府加強對貧困縣的管理，組織落實貧困縣考核機制、約束機制、退出機制等。

2016年底，國務院印發《“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提出了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

根據國務院扶貧辦公布的數據，黨的十八大召開以后，5年之間，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扶貧文件5個，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出臺扶貧文件20個，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門出臺政策文件或實施方案上百個。

國務院扶貧辦總結稱，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我國建立了脫貧攻堅責任、政策、投入、動員、監督、考核六大體系，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制度保障。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認為，這些扶貧文件的出臺，意味著我國初步建立起扶貧政策體系，使扶貧工作有章可循，我國初步實現了扶貧工作的系統化、規范化。

不漏一戶不落一人

做到脫真貧真脫貧

2017年10月18日至24日，黨的十九大在北京召開。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其對應的目標是，“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做到脫真貧、真脫貧”。

李國祥認為，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報告精神，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點和難點，已經轉移到深度貧困地區，這意味著一定要向深度貧困這個最后的“堡壘”開戰。

201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指導意見》稱，“過去5年，我們充分發揮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構筑了全社會扶貧的強大合力，建立了中國特色的脫貧攻堅制度體系，為全球減貧事業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譜寫了人類反貧困史上的輝煌篇章”。

《指導意見》還提出，黨的十九大明確把精準脫貧作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打好的三大攻堅戰之一，作出了新的部署。從脫貧攻堅任務看，未來3年，還有3000萬左右農村貧困人口需要脫貧，其中因病、因殘致貧比例居高不下，在剩余3年時間內完成脫貧目標，任務十分艱巨。

同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入開展消費扶貧助力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指導意見》，以推動社會各界通過消費來自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產品與服務，幫助貧困人口增收脫貧。

2020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抓好“三農”領域重點工作確保如期實現全面小康的意見》(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對外發布。意見稱，脫貧攻堅已經取得決定性成就，絕大多數貧困人口已經脫貧，現在到了攻城拔寨、全面收官的階段。

隨后，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印發《關于開展掛牌督戰工作的指導意見》，對2019年底未摘帽的52個貧困縣以及1113個貧困村進行掛牌督戰，及時解決制約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的突出問題，確保貧困人口如期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

社會救助兜底保障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最后一道防線，事關完全或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能否如期脫貧。為此，民政部、國務院扶貧辦今年2月決定開展社會救助兜底脫貧行動并印發《社會救助兜底脫貧行動方案》。

該行動方案稱，堅決履行社會救助兜底保障政治責任，聚焦脫貧攻堅、聚焦特殊群體、聚焦群眾關切，編密織牢基本民生兜底保障網，切實做到兜底保障“不漏一戶、不落一人”，堅決打贏社會救助兜底保障攻堅戰。

今年以來，由于多方面原因，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一些脫貧人口存在返貧風險，一些邊緣人口存在致貧風險，必須把防止返貧擺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為此，2020年3月，根據《指導意見》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抓好“三農”領域重點工作確保如期實現全面小康的意見》精神，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印發《關于建立防止返貧監測和幫扶機制的指導意見》，提出建立防止返貧監測和幫扶機制。

11月23日，貴州省宣布剩余的9個貧困縣退出貧困縣序列。至此，全國國家級貧困縣“清零”。

“832個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確領導的結果，是貧困地區廣大干部群眾艱苦奮斗的結果，是社會各界真幫實扶的結果。脫貧摘帽是干出來的，是了不起的成績。”11月24日，國務院扶貧辦發布貧困縣脫貧摘帽有關情況，國務院扶貧辦副主任夏更生稱。

李國祥認為，國家級貧困縣全部“清零”，得益于國家進行了一系列的部署，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通過集中人力、物力等資源，才使這些地方能夠脫貧摘帽。

在張帥梁看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是一時一地一群人的小康，而是全體中國人民共建共享的小康。因此，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的任務，也是必須完成的任務。

“減貧是一項系統性工程，需要一系列政策機制的支撐保障。”張帥梁認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為此出臺一系列扶貧政策文件，充分體現了對扶貧工作的高度重視及決戰行動，更體現了黨中央、國務院對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本質的深刻認識，是對為人民服務宗旨的生動詮釋。

充分發揮制度優勢

構建社會扶貧體系

2016年10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中國的減貧行動與人權進步》白皮書顯示，經過多年探索實踐，中國積累了通過減貧促進人權事業發展的成功經驗，走出一條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

排在第一位的經驗是，堅持立足基本國情，充分發揮制度優勢。“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中國發揮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通過‘黨的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工作機制，形成跨地區、跨部門、跨行業、全社會共同參與多元主體的社會扶貧體系。”白皮書稱。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支振鋒認為，解決我國的貧困問題，實現14億人的全面小康，是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大事，也是史無前例的巨大成就。全面實現小康，本身就是中國制度優勢的體現。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不斷加大扶貧力度，成立專門扶貧工作機構，確定重點扶持地區和群體，制定適合現實國情的貧困標準和專門的政策，確定開發式扶貧方針。

“在黨的統一領導和部署下，我們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有計劃有組織的開發式扶貧，先后實施多個中長期扶貧規劃，減貧成為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一個得到切實實施的國家戰略。”支振鋒稱。

“堅持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也是經驗之一。

《決定》提出，堅持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正確處理外部幫扶和貧困群眾自身努力的關系，強化脫貧光榮導向，更加注重培養貧困群眾依靠自力更生實現脫貧致富的意識，更加注重提高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自我發展能力。

2018年10月，國務院扶貧辦、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等13個部委下發《關于開展扶貧扶志行動的意見》，以進一步加強扶貧扶志工作，激發貧困群眾內生動力。

黨的十九大報告也提出，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注重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

2019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省光山縣考察時指出：“我一直強調扶貧既要扶智，又要扶志，一個是智慧，一個是志氣，不光是輸血，還要建立造血機制，脫貧后生活還要不斷芝麻開花節節高。”

在李國祥看來，正是這種在國家加大人、財、物集中投入的基礎上，又通過動員全社會的力量，讓貧困人口具備自我發展的條件和動力，才能從根本上消除貧困，“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要消除貧困，必須像中國一樣，重點在于改善貧困人口的發展能力”。

我國的扶貧經驗還包括，堅持加快發展經濟，扎實推進減貧事業；堅持多種形式減貧，注重提高實際效果；堅持社會公平公正，努力實現成果共享和共同富裕。

張帥梁研究發現，中國扶貧的宏大實踐探索出了寶貴的制度資源：比如，堅持黨的統一領導和部署，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堅持政府主導多元參與，充分吸納社會各界力量構建大扶貧格局；堅持救濟式扶貧與開發式扶貧相結合，增強貧困農戶自我發展的內生動力，等等。

“中國扶貧經驗的獲得，本身就是不同區域不同主體相互學習借鑒、不斷拓展推廣的過程。中國扶貧經驗的推廣，必將服務于全世界范圍內更加廣泛的扶貧脫貧行動，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獨特的貢獻。不過推廣的過程不是簡單的復制粘貼，還要因地制宜，因勢利導，將中國扶貧經驗的精神與精髓，與當地社會的特殊情況有機結合。”張帥梁建議。

制圖/高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