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央視紀錄頻道播出的紀錄片《古書復活記》，用鏡頭記錄了一批用自己的修復技藝讓古書傳之后世的“古籍守衛者”。

萬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曉送流年，春夏秋冬四季輪替更迭著窗外的歲月，他們就是在這樣的默默無聞中，用代代傳承下來的修復手藝讓破損的古書復活。

在紀錄片《古書復活記》中，我們可以看到，諸如宋元時期最大部頭的應用類書籍《事文類聚翰墨全書》、海昏侯墓出土的簡牘、海拔近4500米的西藏寺院山洞中發現的珍貴藏文古籍、破損嚴重的民間戲曲抄本等，都被妥善修復，得以重生。

從傳世實物看，宋版書是現存最早的印本書。宋版書，稱得上是全世界最昂貴的書籍，因為刊印精美，裝潢考究，加上水火兵災影響等，傳至后世的少之又少，因此呈現出獨特的文獻學價值，是中國文化的瑰寶。

清代著名的藏書家黃丕烈，就將自己的藏書樓稱為“百宋一廛”。廛是指房屋，百宋一廛的意思是百余種宋版書放在一間屋子里，所以黃丕烈是當之無愧的藏書大家。

古籍是這樣保存和修復的

中國傳統的紙張，有“紙壽千年”之譽，距今傳世最早的紙質檔案，是藏于故宮博物院的《平復帖》，在歷經1700多年后依然保存完好，主要原因要歸功于其書寫載體——中國的紙。

但是紙張經不住蟲蛀、鼠咬、污垢、霉爛、水濕等破壞，有的甚至是毀滅性的。因此，伴隨著雕版、印刷而興起的一門手藝，就是古籍修復，說是藝術更為精當，稱其為“補天手”不為過。其實，北魏時期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中就有一段相關記載，講的就是書籍修復：“書有毀裂……裂薄紙如薤葉以補織，微相入，殆無際會，自非向明舉之，略不覺補。”微相入三個字，就傳達出了書籍修復的謹小慎微。

在文化和旅游部、國家文物局主辦的中華傳統文化典籍保護傳承大展上，曾首次系統展出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實施以來古籍修復重點項目成果，通過《趙城金藏》、敦煌遺書、《永樂大典》、西夏文獻、“天祿琳瑯”、納格拉洞藏經的修復前后對比，我們可以細細體會古籍修復技藝的傳承與發展。

過去的半個多世紀里，《永樂大典》《趙城金藏》等“鎮館之寶”都在國家圖書館文獻修復組這里得到妥善修復。

《永樂大典》我們都相對熟悉，而《趙城金藏》同樣是國寶。《趙城金藏》是我國在宋代第一部木刻版大藏經《開寶藏》的覆刻本，刻版于宋金時期，今存4000余卷，全世界只此一部，因而被視為稀世瑰寶。

1933年，高僧范成到全國各地尋訪古代經卷，在山西省趙城縣(后并入洪洞縣)廣勝寺意外發現了崔法珍留下的大藏經，《趙城金藏》從此名揚天下。1942年春，侵華日軍企圖搶劫這一稀世珍寶，八路軍某部聞訊后夜入古剎，救得經卷。這部珍貴的經卷得以保存，現存在國家圖書館。

在紀錄片《古書復活記》中，我們看到一冊糟朽嚴重的《事文類聚翰墨全書》送到了國家圖書館古籍修復師朱振彬面前。《事文類聚翰墨全書》是宋元時期最大部頭的應用類書籍，紀錄片中這一冊是明初刻本，引人注意的是上面鈐著一方“天祿琳瑯”的璽印。天祿琳瑯，是清朝乾隆的藏書精華，也是仍存世的清代皇室藏書。這冊破損的古書，只要稍一用力，書頁就會像“掉渣”一樣脫落，考驗著修復師的技術和耐心。但是在修復師朱振彬的回春妙手之中，經過揭、補、壓平、襯紙、釘線等步驟，一番精妙入微的“外科手術”下來，這冊刊刻于500多年前的《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得以重生，繼續著傳承文化的使命。我們相信，當后人再看到這部書，在敬佩明代人刊印水平之高的同時，更會向今天的古籍保護者致敬。

古籍修復的要求是“修舊如舊”，即最大限度地保留古籍的原始面貌。我們可以簡單了解幾種修復古籍的方法：補書法、去污法、托裱法等。

比如針對常見的蟲蛀，則用補書法。將書頁慢慢打開放在隔板上，在蛀洞周圍抹上糨糊，用同色紙對著紙張紋路，按在破損的洞上，然后依糨糊濕印把紙撕下即可。去污法，顧名思義，當泥水等污漬滴在古籍上時，可采用毛質軟排筆慢慢刷去污斑上的浮土和泥跡。對于已經霉爛的書，則常用托裱法：先用同色紙將破損處補齊，然后在書背后刷上糨糊，再裱上一層紙，全部裱好后再截齊裝訂成冊。

有種古書樣式叫“金鑲玉”，這是一種古籍裝幀形式。所謂“金鑲玉”，就是指通過在書頁里面襯上白紙，使書頁的三邊都鑲襯出白色的襯紙，再用紙捻將襯紙與書頁重新裝訂，因為原書頁是黃色的，襯上的新紙是潔白的，如同黃金鑲了白玉，所以稱作“金鑲玉”。片中，一批破損嚴重的民間戲曲抄本被送到甘肅省圖書館進行修復。面對這批沒有留出天頭地腳，文字“頂天立地”的抄本，古籍修復專家師有寬經過研究后，選擇使用“金鑲玉”的技藝進行修復，最大程度保護了受損的古籍。

竹簡背后的新發現

在《古書復活記》片中，有一則與江西海昏侯墓有關的故事。西漢海昏侯墓，是目前我國發現的面積最大、保存最好、內涵最豐富的漢代列侯等級墓葬，曾入選當年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海昏侯墓出土后，工作人員進行文物提取工作，在清理過程中，他們對一堆“泥巴”的處置犯了難。就在大家準備把這當成泥巴處理掉的時候，考古隊領隊楊軍則表示了反對：“要等到專家組來，尤其是荊州文保中心的吳老師來，確定是什么再清理”。

幸虧他這一個堅持，才讓我們看到了后來在學術上價值連城的寶物。一方奏牘，埋藏了2000多年——“南藩海昏侯臣賀，昧死再拜皇帝陛下”，通過文字，足以斷定，出土的墓穴即是曾經做過27天漢廢帝的第一代海昏侯劉賀之墓。

在紙張產生之前，中國古人用“尺牘”“竹簡”等作為書寫載體。

在海昏侯墓內，出土了幾千件木漆器和竹簡，這一數量令人震撼，但修復難度也很大。尤其是東晉時期主墓經歷過一次大地震，整個墓都浸泡在水中，這種干濕交替的環境，對竹簡損傷很大。

為了看清竹簡上的文字，工作人員請出了“老手藝人”，正是考古隊領隊楊軍口中的吳老師——保護出土飽水文物的國際頂尖專家吳順清。

吳順清是我國出土竹木漆器、絲織品等文物保護研究的學術帶頭人，是海昏侯墓專家組木漆器保護專家。他所在的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是國際上修復飽水簡牘最權威的機構。

飽水簡牘的修復必須經過脫色、脫水兩個環節。經過了一番極費工夫的修復工作，一枚雙面刻有文字的竹簡呈現在我們眼前——上書“孔子智道之易也”。要知道，這句話在《齊論語》中有記載，我們今天看到的《論語》這一篇已經失傳。較早的《論語》有三個版本，《古論》《魯論》《齊論》，我們今天讀的《論語》就是以《魯論》和《古論》為基礎整理而成的版本，《齊論》到漢魏時期就已經失傳，只知篇名，不知內容。

這枚竹簡的發現，可以說明失傳了1800多年的《齊論語》版本，在海昏侯墓葬里發現了。

這不由得讓我們想到清華大學收藏的一批戰國竹簡。2008年6月，在獲知香港有這樣一批重要竹簡后，著名學者李學勤向校方領導報告了這個重要信息。校方領導問：能否用最簡潔的話概括一下這批竹簡的意義？李學勤的回答是：如果是真的，那就是司馬遷也沒有看過的典籍。大約一個月后，這批竹簡入藏清華大學，人稱清華簡。著名學者周汝昌聽說后，非常高興，欣然寫下：“清華寶簡，邦國奇珍。三生至幸，躬及知聞。二千累百，歷劫方新。武王八年，判定古今。馬遷無記，秦火未焚。”

清華簡研究的成果之一，是發現了《尚書》的相關文獻。關于《尚書》版本的學術官司打了近2000年，直到清華簡的出現，這樁疑案才算有了可靠的證據。另外，清華簡中還有意想不到的神奇發現——《算表》，這是人類最早的十進制計算器，目前國內發現最早的實用算具，是中國乃至世界數學史上的重大發現。清華簡《算表》再一次讓世界看到了古老中國的智慧，看到了穿越歷史的數學之美。

精益求精

修復，除了技藝精湛，更離不開“原汁原味”的材料。尤其是中國古人秉承著“文章千古事”的精神，所以對書寫文章的紙張也尤其在意。國家圖書館古籍修復師杜偉生，曾和他的同事一起以每月180米的速度修復敦煌遺書，整整修了10年。但是他在修復一批唐代典籍時卻犯了難，因為缺少修復用的專門紙張，項目一度被擱置。為了解決這個困難，他和專門從事古法造紙工藝的貢斌一起，用了將近兩年的時間經過反復實驗和嚴苛的酸堿度測試，最終復原出了適合修復這批唐代典籍的紙張。

在藍靛紙造價昂貴、市場鮮有的情況下，拉薩的次仁多杰仍在從事藍靛紙的造紙工藝。狼毒草，令人聞而生畏，卻成為次仁多杰手中的有用材料，利用狼毒草制成的藍靛紙，可以有效地防止蟲蛀。如今，次仁多杰將制作藍靛紙的工藝傳承給了兩位兒子，在西藏的寺廟中，不少僧人還在用這種紙張抄寫著“藍靛金汁”寫本。

從竹簡木牘、絹帛到線裝書籍，都是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一脈相承的重要載體。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有兩項與書籍相關——造紙術和印刷術。自東漢蔡倫改進造紙術，北宋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以來，書記的刊刻印刷逐漸推廣開來，相應的書籍的修復也隨之而興，都成為珍貴的文化遺產。它們不僅生動述說著過去，也深刻影響著當下和未來。

正是有一批甘愿埋頭、默默無聞的像古書守護人這樣的傳薪者，守護著文化遺產的生命，一本本古籍、一件件文物才得以生生不息。(穆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