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一年的第一個月。拂去舊年的塵埃，滿懷對新年新生活的憧憬，我們踏上新的征程。

今天，當我們回望一百年前也就是1921年元月建黨歷史上那些重要人物時，請感受一種新的力量正在積蓄，將要噴薄而出。

1、 從北大紅樓到豐臺長辛店

1921年元月，李大釗在北京。

李大釗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他是在三年前即1918年元月接手這份工作的，在他的努力下，北京大學圖書館從一所封閉式的藏書樓轉變為新型的現代圖書館。圖書館是現代大學最基本的配置，在豐富館藏書籍的同時，李大釗亦注意加強對圖書館的管理。

1921年元月25日，《北大日刊》登載了《修正圖書館借書規則》。我們今天能在《李大釗全集》中讀到這篇文章。針對借書超期的情況，這份借書規則制定了相當嚴格的措施，其規定的借書期限比今日各大學要短，“教職員以十四日為度，學生以七日為度”，到期不還，除了要暫停借書權外，還要征收違約金，超期未滿七日者，“教職員每冊每日征收銅元六枚，學生每冊每日征收三枚”，這還只是中文圖書，西文圖書則要翻一番。

我們可以推測，李大釗曾在自己的辦公室中草擬上述規則。李大釗任圖書館主任不久，北京大學紅樓落成，圖書館也隨之遷入。李大釗的辦公室，在紅樓一樓東南角。1920年10月，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就在這間辦公室中成立。在書齋之內，李大釗與同志們從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中汲取養分；在書齋之外，李大釗與同志們將真理的力量帶給受苦受難的工人們。

西距北大紅樓二十多公里處的豐臺長辛店，是李大釗與同志們從事工人運動的地方。1921年元月1日，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正式開學。長辛店是京漢鐵路北段的一個大站，當時聚集了工人三四千人，而且“很熱心很有見解的”。鄧中夏等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參與了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的籌辦工作，李大釗也曾赴學校講學。

一百年后，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舊址尚存。關于這所學校的辦學宗旨與教學內容，盡管留存資料十分有限，但也能獲知一二。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是為工人和工人子弟開辦的，學校簡章開宗明義，本校以“增進勞動者和勞動者的子弟完全知識，養成勞動者和勞動者的子弟高尚人格為宗旨”。工人白天上班，無法前來學習，補習學校為此開設了日班和夜班，日班為“勞動者的子弟”而設，夜班為“勞動者”而設，“夜班注重國文、法文、科學常識、社會常識、工場和鐵路知識”，前來就讀的學生，不僅不收學費，而且還會提供一些補助。

對于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而言，這所學校是親近工人的一個途徑，一些革命的理念逐漸滲透到長辛店工人的思想意識中。1921年的勞動節，長辛店工人俱樂部成立，這顆北方勞動界的明星開始發光。

2、 書店中的一場聚會

1921年元月，毛澤東在長沙。

老長沙城一共有九座城門，靠近湘江的潮宗門內，有一條潮宗街。一百年前，潮宗街上有一家當時長沙城最先鋒的書店——文化書社。

毛澤東是這家書店的創辦者之一，1920年7月31日，湖南《大公報》上登載了毛澤東執筆的《發起文化書社》，這是一篇讀來大感爽利的啟事，他寫道“沒有新文化由于沒有新思想，沒有新思想由于沒有新研究，沒有新研究由于沒有新材料。湖南人現在腦子饑荒實在過于肚子饑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書社愿以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最新書報雜志，以充青年及全體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

今天我們還能見到文化書社留下來的一些廣告目錄。一百年前，這家書店出售的圖書包括羅素著、余家菊譯《羅素社會改造原理》，杜威著、胡適譯《杜威五大講演》，羅素和杜威在書社成立前曾訪問中國，成為當時中國知識界熱烈討論的兩位外國學者，當然書社更少不了介紹馬克思主義、俄國革命的書籍，如馬爾西著、李漢俊譯《馬格斯資本論入門》(馬格斯即馬克思，為尊重原文起見，本文凡引用處皆不修改)，蘭姆塞著《旅俄六周見聞記》等。

文化書社是一群“互相了解完全信得心過的人”發起與運營的，這群人此前還結成了新民學會。在毛澤東、何叔衡等人的積極活動下，長沙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學會的先進分子中秘密誕生。

1921年元月1日，新民學會在文化書社舉行會員新年大會。這一天，“大雪滿城，寒光絢爛，景象簇新”，書社內，同儕難得相聚，大家熱烈討論，這場會員新年大會一連持續了三天。

在會前發給會員的啟事中，一共舉出了十四個在會上討論的題目，但其中最重要者，是“新民學會應以甚么作共同目的”。幸好《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二號)》對這次會議作了十分詳細的記錄，我們能直接讀到各位與會者的發言。

新民學會成立后，組織了一批湖南青年赴法國勤工儉學，他們曾在巴黎聚會，主張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學會共同目的。在元月1日的會上，大家在“改造”還是“改良”上存在分歧，毛澤東發言：“現在國中對于社會問題的解決，顯然有兩派主張：一派主張改造，一派則主張改良。前者如陳獨秀諸人，后者如梁啟超張東蓀諸人”。他認為“改良是補綴辦法，應主張大規模改造”，至于改造的方法，他贊成俄式的方法。元月1日的討論沒有表決，次日大家以起立的方式，表決通過了新民學會會員應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共同目的。

1921年元月16日，這天是臘八節，新民學會在長沙的會友，再次相聚在文化書社。大家暢談對未來生活的規劃。毛澤東說自己“愿做的工作：一教書，一新聞記者，將來多半要賴這兩項工作的月薪來生活”，腦力工作之外，他還“想學一宗用體力的工作”，因為“這種工作學好了，對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這場聚會上，大家都談到了自己的金錢觀、消費觀，何叔衡說“不正當的發財法子，無論如何，不愿意干”，毛澤東亦表示“至于消費，贊成簡單，反對奢泰”。

1921年，毛澤東28歲。新民學會的會友，除了何叔衡年紀大些外，基本都是同齡人。在文化書社這方天地中，他們揮灑青春的激情，關心著腳下的這片土地與這顆星球，這正是“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

3、 《新青年》同人的聚散

1921年元月，《新青年》第八卷第五號在上海出版發行。

這期《新青年》的封面圖片，是圓形的地球上有一雙緊握的手。打開目錄，許多熟悉的名字映入眼簾。第一篇文章是周建人的《達爾文主義》，周建人是魯迅三弟，是一位自學成才的科學家，達爾文的進化論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是一股強大的思潮，影響所及，早已超出了生物學的范疇。其實，周氏三兄弟與《新青年》的關系都很緊密，魯迅有許多文學作品首發在《新青年》上，周作人亦利用這一平臺介紹外國文學、宣揚自己的新文學主張，這一期便有周作人的《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

這期詩歌欄目一共登載了五首詩，來自兩位作者——俞平伯與胡適，中國白話詩的兩位先驅。這期最后還刊登了《文學研究會宣言》，這是1921年元月成立的一個文學社團，發起人一共有鄭振鐸、許地山、沈雁冰等12人。

這期的重頭文章是李達的《馬克思還原》，文末稱贊列寧“能將馬克思主義的真相闡明表彰出來，善于應用，這便是列寧的偉大，世人都要拜服的”。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后，中國的進步青年對那里發生的一切都極有興趣，《新青年》從1920年第八卷第一號起，開設“俄羅斯研究”專欄，第八卷第五號又發表了四篇譯作，關注到了俄國女工的狀況、俄國的社會教育，其中一篇《勞農俄國底勞動聯合》是由陳望道翻譯的。

陳望道在1920年剛剛出版了《共產黨宣言》的譯本，這是中國第一個公開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被魯迅評為“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而“真理的味道有點甜”的故事，則至今仍是美談。

陳獨秀1920年底從上海去廣州前，請陳望道負責《新青年》的編輯工作，并邀李達、李漢俊、沈雁冰進入編輯部。沈雁冰，也就是前述文學研究會的創建者之一，這個名字也許有些陌生，1927年當他發表《幻滅》時，用了一個筆名——茅盾。

在這一期《新青年》背后，是《新青年》同人無可避免的分化。在1921年元月致陳獨秀的一封信中，胡適批評現在的《新青年》雜志“色彩過于鮮明”。這色彩是什么色彩？在之后寫給陳望道的一張明信片上，胡適的措辭相當直接：“我不是反對你編輯《新青年》，而是反對你把《新青年》用作宣傳共產主義之用。”胡適向同人提出三條《新青年》的出路：要么暫停；要么對內容進行調整，“注重學術思想藝文的改造，聲明不談政治”；要么在《新青年》之外，“另創一個哲學文學的雜志”。此前，胡適與李大釗已經就“問題與主義”展開了相當激烈的論爭，胡適說要“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李大釗針鋒相對，說自己喜歡談談布爾什維克主義。既然大家所信的主義、所擇的道路已不同，又何必強撐局面，事情終于朝著第三條路發展。

《新青年》在上海的編輯部，就是陳獨秀的寓所，地址在今南昌路100弄2號。1920年8月，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在這座石庫門建筑中正式成立，一個月后，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將《新青年》改為黨的公開理論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

從《新青年》編輯部舊址向東走大約十分鐘，就到了當時李漢俊住的地方，他和自己的哥哥李書城住在一起。李書城租下了望志路106號、108號兩戶并且打通，樓上是臥室，樓下是客廳。

半年之后，十三位來自大江南北的先進的中國人，相會在106號狹小的客廳中。

客廳雖小，而他們的夢想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