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本學生》

作者：黃燈

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0年8月

致敬詞

2020年，青年一代的焦慮引發了廣泛的關注。相比于985中自嘲為“小鎮做題家”的高材生、在“績點為王”規則中的清北精英，“二本學生”在各類社會范圍內的討論中常常淪為“沉默的大多數”。《我的二本學生》則將目光投向了他們，作者黃燈用她曾教過的二本學生們鮮活的經歷，訴說這批年輕人在時代變遷下的困惑與失落，焦慮與希冀，思索時代環境與青年發展之間的關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的經歷，折射出中國最為多數普通年輕人的生存境況。

我們致敬《我的二本學生》，致敬它用細致的記錄，讓一個個看似平凡卻不平庸的心靈發出曾經不被聽到的聲音。我們致敬黃燈，從《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到《我的二本學生》，她用持之以恒的行動，實踐著一名教師的人文關懷，和一名知識分子的社會思考與道義擔當。

答謝詞

從2006年到2019年，我在南方的一所大學當了兩屆班主任，完整見證了80后、90后兩批年輕人的成長。在多年相處的過程中，直面他們學習、就業、考研、安居等各類具體的困境后，我總是忍不住拿自己和他們對比，并追問一些問題：為什么今天的年輕人，會毫不猶豫地認同個人奮斗的路徑？為什么他們會將自身的困境更多歸結到個人層面？為什么他們會自動剝離個體和時代之間關系？

我知道自己無法回答這些問題，更無法通過寫作推出一個斬釘截鐵的結論，作為社會轉型的親歷者、見證者和介入者，我有限的記錄，只是急速流轉時代的一個剪影。從這個層面而言，《我的二本學生》，更像是一個人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對日常生活的觀察和自省，它是開放的，未完成的，充滿了局限和不完美，但它竭力打開一個話題，揭開帷幕，讓更多的人看到自己以外的人群。我的寫作，不過轉身后，看到了學生群體，看到了世間更多的年輕人。

——黃燈

這本書

“相比理論的誘惑，我更想書寫具體的人”

新京報：這本書的一個特點是對學生自述的大量呈現，理論分析部分相對較少。為什么選擇這樣的寫作方式？

黃燈：關于本書的定位，我在序言第一句就講得很清楚——這是一本教學札記。我在寫作的時候，被無數的想法和無數年輕人的形象、命運變遷所包裹，我想表達一種建立在經驗之上的復雜圖景、和一種基于直覺的觀察。

因為接觸的學生個案極為豐富，學生差異極大，我沒有辦法窮盡我教過的所有學生，這就意味著，我必須放棄學術性的專著式寫作。從方法論而言，我也無法統計所有孩子的具體狀況，在證據欠缺的情況下，任何結論都是不負責任的。但我完整目睹、陪伴了80、90后兩代年輕人的成長，我知道很多孩子成長的故事和秘密，和他們有深入的交流，這是我的優勢。

任何一種寫作都有局限性。相比理論的誘惑，打動我的是學生命運的流轉。當然，理論的觀照和對社會的透視，也是我寫作過程中隱秘架起的X光機，但從這本書的定位出發，我還是竭力避免生硬的理論介入，只是在合適的時候，趁機表達自己的觀點。

這是一本不完善的書，是一本局限性很強的書，但也是一本誠實、節制，嚴格遵循非虛構寫作倫理和寫作要求的書。正是因為它的誠實品格，才接通了很多人的共鳴情緒。

新京報：有評論認為，過多展開學生的個例，讓本書探討的一些有意義的問題淺嘗輒止，使得全書顯得比較零散，缺乏對問題的系統、深入的洞察。你怎么看待這些批評？

黃燈：站在讀者的角度，可能會有這種想法。站在作者的角度，寫作者只能依據他所看到和掌握的材料來書寫，不能有半點越界。

我的寫作是基于我在廣東F學院的日常生活，主要就是上課（公共課偏多）、當班主任、導師制帶學生這些繁瑣的事情，這種結構的確定性，使得文本無法獲得充分、系統、深入的討論空間，加上脫離既定素材的討論又會顯得游離，我只得割舍。更重要的是，學生的成長因素特別復雜，很難和各種必然、偶然的要素建立因果關系。我既然選定了非虛構這種限制性極強的寫作方式，記下他們的成長經歷，是我最能把握、也最應該做的事情。

當然，我得承認，造成這種狀況，和自己不成熟的寫作有關。我還沒能處理好材料的誘惑和問題指向之間的關系。

新京報：你在書中提到，與自己教的二本學生相比，“重點大學的孩子，仍舊以最古老的方式，端坐在圖書館閱讀泛黃的紙質書籍”。聯系高校“學術KPI”的現象，你怎么看待頂尖高校因為過度競爭的焦慮，“容不下安靜讀書的書桌”？

黃燈：我在武漢大學、中山大學等重點高校都待過，在這些學校里，我總能看到不少孩子還是以最傳統的方式認真讀書。那個時候，我就感慨，二本院校學生和他們的差異，可能是圖書館和高質量學術講座的差異。當然，重點高校出現“績點為王”的狀況也是真實的，但有不少學生還是在安心讀書。

在全球化出現挫折和分化不斷加劇的情況下，大家都在共同承受這一后果。從這個層面而言，我從來不認為我僅僅只是寫了二本學生，他們背后實際上站著更為龐大的年輕群體。

這個人

“社會轉型期的親歷者、見證者和介入者”

新京報：《我的二本學生》出版后，獲得了非常多的關注。你怎么看待它的走紅？你的生活有發生什么變化嗎？

黃燈：這本書并不完美，它的影響力主要來自話題的重要性，來自社會對年輕人命運的關注、思考，以及對轉型期社會走向的探索。我的寫作，不過是提供了一個契機和切口，便于大家討論問題。

除了要接受采訪，我的生活沒有太多改變。有意思的是，采訪我的記者，95%是年輕人，是80后，90后。他們大部分都是名校畢業，不少有海外名校留學的經歷。但他們普遍對二本學生的話題感興趣。采訪之余，我們會共同探討年輕人的命運，會探討社會、時代和年輕人的關系。

新京報：你在書中也提到“導師制”的實踐。你不僅對文學課堂進行了精心的設計，還非常注重和學生的交流。這是一種有別于通行于目前國內高校體制化、標準化教學的“精耕細作”。現在還在堅持嗎？“導師制”的意義是什么？

黃燈：我進行的“導師制”實踐，是基于師生互信所建立的一種十分松散的“君子協定”。換言之，就是“學生愿意學，老師愿意教”，沒有任何考核目標，也不進入學校的任何評價機制，當然，也沒有經費支持，所以，它算不上“精耕細作”，純粹是“業余施肥”。

我在廣東F學院的時候，嘗試“導師制”很多年。最近因為工作變動，調往了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暫時還沒有施行。

“導師制”也說不上有太多意義，就是通過師生的協調和信任，去獲得一種真正的大學生活的體驗，獲得一種因為思考和閱讀帶來的樂趣，讓大家擁有一個交流和提升的機會。

新京報：2016年，你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曾引發廣泛討論。鄉村書寫一直是你關注的領域，你覺得那篇文章和《我的二本學生》之間，有怎樣的關聯嗎？

黃燈：兩者之間確實存在關聯。我寫農村兒媳這篇文章的動因，來自對年輕的侄子侄女命運的憂慮，他們作為留守一代長大了，但他們甚至連重復父輩的命運都不可能。后來寫完《大地上的親人》，我腦海中始終盤旋一個問題：那些比我年輕十歲、二十歲的晚輩，如果考上了大學，會如何？而我目前所從事的工作，恰好回答了這個問題。

本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劉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