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北京5月31日電（記者 杜軍玲）30日閉幕的國際金融論壇2021年春季會議“中國新發展格局與‘十四五’趨勢”學術會議上，多位專家就中國“十四五”期間和未來的發展機遇展開熱烈探討，一致認為，“十四五”時期，科技創新和可持續性發展成為未來中國經濟主要課題。

今年是中國“十四五”開局之年，中國經濟迎來強勁反彈。“十四五”規劃明確，到2035年，中國GDP總量要比2020年翻一番，人均GDP也要從現在的10500美元增長到21000美元。這個目標一旦實現，中國將進入聯合國確定的中等發達國家收入水平。

IFF副主席、中國銀監會原副主席蔡鄂生指出，要解決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形勢下，“十四五”應該怎么做的問題，首先要對“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有正確認識，即現在的主要矛盾轉移到了發展方式上，要實現人與自然生命的共同體，實際講的還是發展，要解決貧困。

那么在中國當前新階段、新理念、新格局的“三新”狀態下，中國今后15年的發展路徑和戰略會與之前有什么不同呢？

復旦大學特聘教授黃奇帆表示，重要的不同點體現在五個方面：第一，中國的經濟循環將以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形成雙循環互相支撐的一個新格局；第二，今后的15年以至于今后的二三十年，中國將進入到實現30碳達峰，60碳中和的雙碳目標路徑。這也將帶來能源結構的根本性變化：中國的國民經濟的效益、質量將在碳達峰、碳中和的路徑下實現質量和效益的全面提升，中國對于世界經濟的貢獻，對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貢獻獎將有新的提升；第三，在今后15年中國的城市化路徑也會有所變化。今后的城市化會更多從粗放型轉向集約型，從東西南北中各大城市一起發展，轉變為重要的城市群、都市圈各個方面集約發展；第四，在科技創新上，今后幾十年的發展中將更多地強調自主、自立、自強，形成高科技，特別是高精尖領域科技創新的加大投入，補上短板，解決卡脖子的問題，在世界科技前沿上發揮作用；第五，今后15年中國將進入世界高收入國家行列，更要注重縮小城鄉差距，縮小貧富差距，其中要把中國現在4億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翻番，6億低收入群體，主要是農村群體的人數減半，這樣就極大地增長國內的內需動力，縮小城鄉和貧富的差距。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就科技創新方面做出具體闡述，他說：“當前中國科技創新基礎研究相對薄弱，重大原始創新還偏少；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的創新能力也不強，比如高端芯片、工業軟件、新材料、關鍵核心部件，就是工業設備的關鍵核心部件等這些領域，我們有的還受制于人；科技領軍人才也偏少，人才激勵機制還不到位。按照新發展格局的要求，推動科技自立自強，無論在創新戰略、創新路徑、創新政策三個層面，都需要進行相應的調整。總的歸納起來，就是“十四五”期間要有三個方面的戰略性轉型，來實現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強的目標。

IFF學術委員、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副會長王元豐對此表示贊同，他說，討論“十四五”的發展趨勢，我們要深刻認識到，當前科技創新的發展有很多深刻的變化，有三方面范式的變革，在科技創新時必須要注意，第一個范式變化是現在知識和產業的爆炸，現在新生產方式、新工藝、新業態，新生活方式正不斷出現；

第二個范式變革是交叉融合，現在學科交叉已經成為產生新知識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式；第三個范式的變革是科學研究，知識產生的方法。

中國國務院參事湯敏認為，中國即使是比較低的月均1000元人民幣收入的這群人，實際上因為過去幾十年的發展，他們已經有一定的消費能力。所以我們應該把擴大內需，把“雙循環”提高內循環的工作重點，至少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部分放在如何滿足10億中低收入人群的市場。下一步我們推動內需發展的時候，一定不能忽略，甚至我們要重點關注長期被忽略的這10億中低收入人群的市場。

IFF學術委員、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長齊曄表示，隨著前四十年和后四十年，“十四五”期間就是一個轉折點，按照分析，在“十四五”期間全國來看，有可能碳排放就達峰了，這是一個變化過程。

IFF理事，厚樸資本創始人、董事長方風雷指出，“十四五”期間，中國能不能在短期、中期內實現科技進步，能不能實現產業結構調整，是未來的主課題。因為“雙碳”的問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問題，都聚焦到產業結構調整，這可能是過去中國40年都沒有遇到過的這么嚴重的問題，傳統產業可能很多就消失了，整個產業結構變了。在這種情況下，與跟美國的關系變成一個有管理的、良性的競爭，看誰經濟發展得更好，看誰社會更穩定，看誰讓老百姓過上美好生活。

宏觀層面上，“十四五”期間中國的發展方向要有所改變，那么從微觀層面看，整個實體經濟在獲得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的發展上的現狀如何？政策上應該有哪些完善和加強呢？

中國基金業協會會長何艷春指出，投資端的資金結構要進一步合理，引導長期投資資金進入市場；機構端要大力發展各種類型的資產管理機構，使機構的服務能力為客戶提供跨周期的，跨領域的金融服務；從客戶或者說基金產品方面也需要進一步完善相關產品設計，更好滿足投資者理財需求和資本市場健康發展需要；才外還要大力發展股權投資基金，這對資本市場的發展和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十分重要。

中信建投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張岸元認為，從短時期看有三點需要關注，第一是關于杠桿率的思考框架，還本付息占GDP或者財政收入的比重不上升是否就是可持續的杠桿率。第二是基建，大規模的、跨區域的基礎性的基建網絡的極點在哪里？第三關于地產，與美國不同，中國老百姓的資產價值主要體現在房子上。

IFF理事、中國銀河金融控股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李梅指出，不良資產行業在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中發揮著“清道夫”“疏通器”的作用，當前我國經濟已全面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經濟結構調整，新舊發展動能轉換的背景下，不良資產行業的發展呈現了一些新特點，新趨勢。第一，疫情疊加，經濟轉型，不良資產行業呈現出總量持續增長，來源多元的新常態；第二，不良資產的復雜程度提高，處置的周期拉長已經成為常態；第三，是不良資產結構日趨完善，助推不良資產行業會高質量發展應該也迎來了新的機遇；第四，是不良資產行業強監管，嚴監管成為常態。

IFF學術委員、亞洲開發銀行合規委員會前主席唐丁丁表示，下一階段，中國新發展格局以及“十四五”的趨勢綠色發展是一個重要概念。首先，碳中和是廣泛而又深刻的社會經濟變革，如何解決疫情后經濟復蘇的問題，應該說路徑可以不同，方法可以不同，目前發達國家希望采取的模式，其實也包括中國希望采取的模式，就是一個綠色復蘇的概念，也就是在疫情后的經濟復蘇的整體變革變局當中，如何強調綠色的理念？

那么，進入新發展階段將對外企帶來什么樣的變革呢？畢馬威全球中國業務發展中心全球主席馮栢文指出，對外企來說，在中國我們不再討論機會的短缺，我們討論的是外企需要去應對外界帶來的影響，不管他們的總部在哪個城市，外企需要去應對這樣的一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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