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拉薩7月13日電 題：一名“90后”的“老西藏”情結

新華社記者 王沁鷗

五年前，當“90后”大學生張慶沖決定來西藏工作時，他不會想到，自己日后在西藏最重要的朋友，會是一群出生于20世紀之初的老人，而這些老人，又會影響他的人生走向。

今年29歲的張慶沖大學畢業后主動到西藏工作。走上工作崗位后，他的人生依舊按部就班地進行。直到2018年，他被安排參與波密縣紅樓的布展工作中。

波密縣位于西藏東部的林芝市，是宣告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條協議》簽訂后，解放軍進軍西藏途中的重要一站，也是川藏公路的途經地。縣城一座二層紅色建筑便是紅樓，是曾經的波密縣扎木中心縣委所在地，見證著“老西藏精神”“兩路精神”在雪域高原形成、發展的一段歷史。

布展時，大歷史脈絡的梳理進行得很順利。但當想要搜集一些反映歷史細節的人物、故事時，張慶沖和同事們卻發現無從下手，很多“老西藏”的個人資料當時并沒有條件統一整理保存。

考慮再三，縣里決定：沒有資料，就去尋訪。從此，張慶沖便踏上了一條尋訪老西藏之路。

他記得第一位訪談的老人叫王長安，老人給他講遭遇叛匪伏擊，講戰友在身邊犧牲……讓他驚嘆的是，驚心動魄的戰斗、波瀾壯闊的建設，在老人口中就那樣娓娓道來。而一位名叫朱冬英的老人是位女戰士，她講起行軍中要趟冰河，一些太深的河只能三人合抱著一根大木頭漂流過來，甚至在川藏公路通車前，一些汽車、機械只能拆卸成基本零件，用同樣的方法運過河……

“見到這些老人時，那感覺和第一眼看到紅樓時是一樣的，仿佛他們已經等了我們很久。”張慶沖說，他剛接手紅樓工作時，能找到的全部資料只有一頁A4紙。但一些老人慷慨地把當年的日記、筆記拿出，讓一度流失的歷史豐富起來。

一位名叫王笑雨的老人在張慶沖見到他時已是癌癥晚期。得知來意后，老人當即答應捐出自己的17本日記，這成了紅樓現在的鎮館之寶。

“老人當時已經不能完整地說出句子。我們拿到日記后問他有什么要求，他說了兩個字：‘無償’。”當張慶沖一行走到門口時，老人又艱難地開始開口說話。經過一番努力，他們聽懂了老人的意思：“對組織提要求，我一輩子，沒這個習慣。”

那一刻，張慶沖備受震撼：“他們就像紅樓一樣，是一座精神的寶庫。”

展覽順利完成，張慶沖卻沒有停下尋訪的腳步。從2018年到現在，他行程13萬公里，尋訪了200多位健在的“老西藏”，積累了7000多分鐘的訪談資料。這些老人平均年齡接近92歲，最年輕的也有84歲。一些老人身體不便，與他們對話并不輕松，但張慶沖卻對此愈發著迷。

在一名老戰士家中，老人向他展示自己當年調研時做的筆記，從調查的地區有多少戶、多少人，到每戶分別幾男幾女，再到家里多少牲口、用什么勞動工具，甚至連工具的草圖都畫了出來，藏式鐮刀的弧度都有標注……

“和平解放之初，基層政權還沒建立起來，想要把調查研究做到這種程度，只有扎到老百姓家里，一戶一戶、一點一點地問。這就是我們老共產黨員當年的工作作風。”張慶沖說，這些老戰士很多都能說藏語，甚至各地的方言都說得流利，因此在曾受壓迫的農奴間備受信任。

波密分工委第一任書記苗丕一和一名叫白瑪多吉的農奴間發生過一段故事。川藏公路筑路期間，解放軍發動當地群眾參與運輸。白瑪多吉的叔叔在工地上受傷，不幸去世。由于農奴制尚未廢除，根據《十七條協議》，給農奴的工錢、補償只能通過農奴主分到各家，但農奴主卻私吞了解放軍發給白瑪多吉家的補償，多次協調未果。

不能破壞政策，又不能讓底層群眾吃虧，苗丕一便從自己不多的口糧里，拿出了一部分給白瑪多吉家送了過去。

“白瑪多吉當時說：‘通過解放軍，我第一次認識了共產黨，信任了共產黨。’”張慶沖說，類似的故事不勝枚舉，黨的隊伍用真心換來了西藏人民的真情。

三年多的走訪，讓張慶沖和許多老人都成了忘年之交。在雪域高原工作，遠離故土和親朋，這個年輕人也難免會感到孤單。但每當翻出采訪筆記，那些歷經苦難、依舊樂觀豁達的老人們，卻又讓他內心平靜、篤定初心。

2019年底，張慶沖開始以自己的走訪為素材開展義務宣講，至今已在西藏講了200多堂黨課。“黨史不只是刻在碑上，更是印在人民心中。所以我有一個夢想，這樣的黨課要一直講下去。”張慶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