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霽翔離開故宮，卻又沒有真正離開故宮。不再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后，單霽翔的新身份是故宮學術委員會主任。

沒有了事務性工作的打擾，他有更多精力投入到文物古跡、文化遺產的保護研究與價值傳播中。最近一段時間，他正帶著團隊籌備《萬里走單騎》的第二季。

團隊工作的地點是東皇城根附近一處民國時期的建筑，這里現在已經是“文化東城”會客廳，“文物只有在利用中才能被更好地保護起來”，單霽翔一直這樣認為。

更具體地說，會客廳就在皇城根遺址公園內部，這是北京城里最大的街心公園。公園的西側，僅一街之隔就是世界遺產大運河澄清下閘遺址。這條世界上里程最長、工程最大的運河，向西與絲綢之路交匯于洛陽，向東連接著海上絲綢之路，“海絲”的起點之一——泉州，剛剛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8月6日，在北京段大運河畔，自稱“被網紅”的單霽翔從這兩項“有緣”的文化遺產談起，帶領記者回望中國的“申遺路”。

為什么要申遺？該如何看待“申遺熱”的高漲與降溫？為什么要讓文物“活起來”？單霽翔認為，文化遺產保護不僅要“彌補歷史的遺憾”，還要讓文化遺產“有尊嚴地走入社會”，讓廣大民眾從中受益。

回顧中國申遺路，“強不強”還要靠自己

新京報：從1985年中國加入《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到現在，中國的申遺工作有哪些變化？

單霽翔：1985年，中國還沒有一處世界遺產。上世紀80年代初，北京大學侯仁之教授等人出國訪學，了解了世界遺產保護的重要性，呼吁中國推動遺產保護。從長城、故宮到哈尼梯田、絲綢之路的申遺，世界遺產不斷沖擊和改變著我們過去對文物的認識，帶來了我們對于“什么是文化遺產”這一問題的新知。

過去文物保護注重“點”和“面”，像是一個塔、一組建筑群，今天的文化遺產保護還要保護那些線性的文化遺產，比如大運河、絲綢之路；過去注重靜態的古遺址和古墓葬，現在還要保護活態的、動態的歷史街區，像前門的商貿街區；過去我們保護古代建筑，今天還要保護當代的建筑，比如人民大會堂、國家博物館、毛主席紀念堂這些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建筑，這都是這些年來文化遺產保護的變化。

自2006年至今，我們推出了文化景觀、文化線路、運河遺產等遺產保護的指導性文件，中國的文化遺產面貌更加完整，伴隨著中國的第三次不可移動文物普查，大量的鄉土建筑、工業遺產都被納入其中。可以說中國跟進得很快，吸收了國際上不同國家的經驗、國際組織的建議，并且及時溝通，尋找適合中國文化遺產的特點和突破的方法。

新京報：我們國家在申遺上起步較晚，但成果斐然，近期長城被評為世界遺產保護管理示范案例。我國是否已經進入向世界貢獻中國方法的新階段？

單霽翔：中國正在從文化遺產大國走向文化遺產強國，但是強不強要靠我們的努力。當然，我們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繼續跟國際組織不斷溝通，把先進理念引進來。但是我們畢竟有幾十年來積累的經驗、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進步，以及對文化遺產保護的全民共識，所以對文化遺產保護走向世界，我們是有信心的。

其中，講好中國故事非常重要，因為話語權沒有掌握在我們手里，很多公約制定的解釋是不是正確？是不是符合中國和世界各國的實際？并不見得。所以我們要拿出更多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典范性實例，為國際文化遺產保護領域做出更多的貢獻，來贏得我們的話語權。

申遺不等于旅游大發展，還要“糾正歷史上的遺憾”

新京報：1997年麗江申遺成功，帶動當地旅游產業快速發展，引發國內的“申遺熱”。近些年，“申遺熱”出現降溫，你如何看待這個變化？

單霽翔：確實，麗江、平遙申遺成功后，爆發了一股力量強大也頗具爭議的“申遺熱”。在這個過程中，還要糾正歷史上的遺憾，我們畢竟經過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如果大家都能夠做足申遺的準備工作，大量的文化遺產資源就獲得了保護，甚至獲得了搶救性的保護，這是正面的。

另一方面，要向人們闡明，申遺成功不是終點，而是新的起點。申報世界遺產的目的不僅是為了發展旅游，它是一個綜合的效益。要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給予充分的注意。不是說申報成功了，你就要搞旅游大發展。西湖申遺成功以后，第一個動作不是大規模地搞旅游動員，而是設立世界文化遺產監測中心，這是個很好的范例。在申報遺產成功之時，你已經成為萬眾矚目的世界文化遺產，更要承擔保護的責任。要糾正一些錯誤觀念，不能盲目地申報，比數量更重要的，是保護這些文化遺產的品質和價值。

新京報：為什么說“現在我們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彌補過去的一些遺憾”？

單霽翔：每個城市在建設進程加速時期，多多少少會留下一些遺憾，等到人們的認識提高了，可持續發展等理念被更多人接受，過去的遺憾就能在今天得到彌補。我這些年見證了很多想不到的“奇跡”，比如天壇醫院能搬到豐臺；五十多棟簡易樓能在兩年時間拆除并恢復綠地；影響“銀錠觀山”景觀的積水潭醫院降層。這些都是在糾正過去城市建設中不合理的問題，盡量把城市中的歷史文化景觀恢復出來。

新京報：遺憾是不能避免的嗎？從留下遺憾到彌補遺憾，這是必然且無法跨越的過程嗎？

單霽翔：大規模的城市建設，都會對文化遺產保護造成沖擊，甚至是強烈的沖擊，只是激烈程度不同。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在全世界來得最迅猛、規模最大、最激烈，文物保護的呼吁和城市建設的步伐一直有矛盾，我們留下了一些遺憾，但也取得了保護的成果。

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有識之士不斷地呼吁國家完善制度政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扭轉、遏制這些沖擊和破壞。這要看社會整體對文化遺產保護的認識、各級政府對城市建設的把握，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避免對城市的傳統文化、歷史風貌造成影響。

評判現代城市的標準，絕不能只有高樓大廈、立交橋、機動車，還要維護人居環境。能夠把考古遺址變成考古遺址公園，在城市中心再現歷史河道，人們就更能感到城市的親切，生活質量也會不斷提高。

讓人們“走進去”，讓文物“活起來”

新京報：你全力推動了將考古遺址建設成考古遺址公園，這個概念從何而來？

單霽翔：考古遺址公園這個概念是從北京開始的，最初有圓明園遺址公園。這個概念擴大、推行到全國時，遇到了很大阻力。很多人是不同意的，認為考古和公園不能在同一個概念里面。考古是一個科學的研究工作，公園是老百姓休閑娛樂的地方，兩個概念要擱到一起，考古工作還怎么做？

但是我認為，考古遺址公園不僅不妨礙保護，反而促進保護。人們不了解考古遺址的面貌就不會珍惜，在上面搭棚建屋、不斷地破壞甚至盜掘現象都會發生。

西安的大明宮遺址開始進行考古發掘之后，在半地下建了遺址博物館，給市民游客建了考古探索中心。在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過程中，大明宮在2014年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絲綢之路上的遺產點之一。通過這類實例，專家們才認識到考古遺址是可以成為公園的。

人們感受到考古遺址對現實生活的意義，它才有尊嚴，才能成為促進社會發展的積極力量，從而惠及更多的民眾；民眾享受文化遺產帶來的品質生活，就有動力加入到文化遺產保護的行列，最終形成一個良性的循環。

新京報：故宮的“文物活化”近些年受到很多關注，有哪些經驗可以分享？

單霽翔：文化遺產是社會公共的財富，不要把它們封閉在博物館里，因為創造文化遺產的是社會公眾。實際上，文化遺產已經走進千家萬戶的社會生活了，人們居住的街道、工作的地點可能都是要保護的對象。

所以文化遺產保護不能再是政府和文物部門的專利，而是億萬民眾都應該能參與的事業。我們要給予普通民眾更多的文化遺產保護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和受益權，讓普通民眾從文化遺產中吸取智慧和營養。

剛來故宮博物院工作的時候，庫房里的藏品都堆積在那兒，散發出霉味。我們走了五個月，走遍故宮9371間房子之后，下定決心要擴大開放。文物藏品只有面對社會公眾展出來，才會神采奕奕。如果堆積在庫房里面，人們就沒有得到知情權和監督權。

比如乾隆皇帝的生母崇慶皇太后居住了42年的壽康宮，我們對它進行修繕，根據史料，把相關的家具、用具、文具從各個庫房里面提取出來，按照過去的原狀陳列，恢復原來的景象。讓大量的文物留在人們的視野中，人們能感受到這些文物、歷史在說話，這比在庫房里面保存的狀況要更好。

習近平總書記說，“讓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活起來，就是要叫它健康地、有尊嚴地走進社會。我們看到，把修繕好的木結構古建筑鎖起來，它糟朽得更快。但把它修繕好了，賦予它新的功能，比如陳列在展廳里供人們觀賞，它反倒更健康。

自幼與文化遺產結緣，兩位“偶像”對他影響最大

新京報：為什么會選擇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這條職業道路？興趣之源是什么？

單霽翔：我父親是南京人，學文學的。他對古代詩詞、傳統文化了解得比較多，我們家的大部分書籍都是關于這方面的。有時候到星期天我父親就領著我去逛，去的景點后來幾乎都成了世界遺產，比如長城、天壇、故宮，參觀這些文化遺產，可能讓我從小潛移默化地對歷史建筑比較感興趣。

后來我在日本讀本科，學的是建筑學，在選擇專業方向時，我就選了城市規劃中的歷史文化街區保護，最后畢業的論文也是這個主題。回國以后，在北京市城市規劃部門工作時，我就開始關注北京的歷史街區，一直在制定歷史街區保護的方案，在北京劃了25片歷史文化保護區，這項工作和文物古跡保護的關系非常密切，后來也是很自然地走上了這條路。

新京報：很多人稱你為“網紅院長”，怎么看待這個稱呼？ 很多人把你當做偶像，你的偶像又是誰？

單霽翔：我不是“網紅”，我是“被網紅”，因為我沒有在網上和大家聊過天，在我不知道的時候我就“被網紅”了。

在專業方面對我影響最大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吳良鏞先生，一個是張忠培先生，是對我一生影響最大的兩位老師。

我的博士生導師吳良鏞先生，30多年來，對我的當面指導是數不清的。我跟他讀了四年半的博士，他改變了我對待學術、知識的態度。現在我根本收不住，每天不讀一些書、不寫一些東西，就覺得空落落的。吳先生在建筑學、城市規劃、文化遺產保護和博物館這四個領域都是專家，有很多的著作，人居環境等理論對我影響也很大。他馬上要100歲了，還在辛勤地工作著，是我生活中的一個燈塔。

故宮博物院的第四任院長張忠培先生，我從城市規劃領域進入文化遺產保護，跟文化遺產領域的人的認識會有沖突。張忠培先生當時是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也是泰斗級的專家，在文化遺產領域有很深造詣。20多年來，每次遇到問題我總是到張忠培先生的家里去，我到他家的時候，他一定都把茶沏好了等著我。他會把要講什么列一個提綱，每次都不少于兩個小時，跟博士生導師授課一樣，一點點地指導。

我到國家文物局當局長的時候，他和幾位專家就告訴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四件：第一，要摸清文化遺產資源的家底；第二，要注重文物保護的法制建設；第三，要做好科技支撐和人才培養；第四，要打擊文物犯罪。這四項成為我之后十年最重要的四件事，人們說這是為文化遺產保護釘了四個樁。

新京報記者 姜慧梓 實習生 許琳迪 攝影記者 陶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