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敬德保民”到“民貴君輕”，“以民為本”思想貫穿中國政治史，影響著我們的文明氣質與政治主張。中國傳統“天下情懷”與民本思想有何關系？又如何形塑當代中國的“世界觀”？

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資深研究員、中國文明和中國道路研究中心主任謝茂松認為，士農工商的社會結構培育了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繼而影響到國家政治秩序的架構。中國文明作為世界史上唯一連續未斷裂的原生道路文明，其“可大可久之道”亦孕育于民本思想及天下意識中。

近日，謝茂松教授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兼論中西古今，深入剖析中國傳統精神如何與政治文明交融互鑒。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以民為本”思想貫穿中國政治史，形成了“敬德保民”“民貴君輕”等諸多主張，這一思想文明淵源如何體現在古今政治實踐里？

謝茂松：政治制度安排的背后是整個底層文明結構。

從文明史視野來看，孔子之后中國就開始進入了平民時代。雖然漢唐也有一些世家大族，但宋以下總體上貴族已經消亡。“以民為本”思想跟平民時代有深切關聯。此時，士農工商“四民社會”的社會結構業已成熟。士大夫通過科舉考試，從廣大的農工商尤其是農民中產生，過去中國有“耕讀傳家”“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說法。

由于作為國家治理精英的士大夫群體主要從農民轉化而來，其往往代表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與這種社會結構相應的是“以民為本”的價值理念。

在過去的政治實踐中，“以民為本”包含兩個層面，一是政治道路上，士大夫治理國家以社會為優先；二是普通民眾有道德自覺。明清時期，道德覺悟從士大夫群體擴展到普通民眾。像陽明心學的“致良知”即主張，每一個普通人都可以致良知，都可以成為圣賢。

世界上其他社會并非如此。近代以前的歐洲中世紀封建社會，國王、領主、騎士都由世襲產生，文化掌握在基督教教士身上，農民、農奴居于下層。歐美普通人絕無可能成為上帝或圣賢。

中國道路從五千多年文明傳統中走來，當下政治實踐是對歷史文明自然、連續的繼承與創新。只有理解中國文明的特質與底層結構，才能理解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安排。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了歷史上的民本主義，我們不僅深刻地理解“人”、相信人，還最大程度提升了人民的主體性地位，像“黨管干部”“黨管人才”“民主集中制”“群眾路線”等原則都是其具體表現。

中新社記者：審視中國古代史與中國近現代史，是否存在從“英雄史觀”到“群眾史觀”的轉向？“英雄史觀”是否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古代群眾的歷史作用？

謝茂松：“群眾史觀”與“英雄史觀”具備一體共通性，應當結合為一體來看。真正的英雄豪杰尤其是大政治家往往能識人用人，最大程度調動廣大民眾的力量。

中國文明從堯、舜、禹、湯、文王尤其是西周“制禮作樂”的周公開始，歷代盛世都會聯系到政治家，像漢文帝、漢景帝與文景之治、唐太宗與貞觀之治。這并非是所謂個人的人治，而是說唐太宗等最高領導者作為大政治家，關鍵是能識人、用人。中央、朝廷有殫精竭慮為國謀的大臣團隊來輔佐；地方官府則有循吏，即具有政治意識與高度執行力的地方官隊伍來讓中央決策落地；基層還有士紳鄉賢。上下同心，最大地組織動員全國上下、四方民眾，這才能創造盛世。

“群眾史觀”是馬克思主義給中國帶來的新視角，揭示了人民群眾在歷史進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正如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報告中說，“從古以來沒有這樣的人民，從古以來沒有這樣的共產黨”。舊中國的人民因一盤散沙而沒有力量，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反帝反封建運動，一系列政治革命、軍事革命、社會革命之后，才真正實現當家作主。中國革命帶來的社會結構才是決定群眾歷史作用的關鍵因素。

英雄史觀跟群眾史觀并非位于兩極。中國雖然強調圣賢，但圣賢之為圣賢，在于“我將無我，不負人民”。唯有充分激發人民群眾的無限潛能，才能激活英雄的力量。

中新社記者：古代中國先民素有敬天情懷，“心懷天下”更成為中華文明政治傳統中的至高追求。中國傳統民本思想是否與“天下情懷”存在關聯？“天”“天下”在當代中國的政治實踐中是否仍有所體現？

謝茂松：中國政治傳統是士大夫的傳統，所謂“士”以天下蒼生為己任。士大夫政治崇尚天下意識，例如我們非常熟悉的范仲淹講的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因而“天下情懷”構成了中華文明政治傳統的一角。

天、君、臣、民這一循環秩序，則是士大夫官僚制度之上更為超越的政治秩序。君以民為本，但民也受天的制約，否則民就可能停留于純粹功利主義。所以在民之上，一定還有更具超越性的“天”即天命、天理的存在。

今天，包括人與自然命運共同體在內的各種命運共同體成為新的“天”。中國所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意識同中國傳統天下觀正相契合。同時，社會主義制度以社會優先，以全體人民利益為優先，同樣跟中華文明的儒家等傳統契合。

中國共產黨則繼承了傳統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與政治德性，強調黨紀嚴于國法、共產黨員的修身及自我革命。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被廣大民眾接受，且得發揚光大，進而發展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跟我們的文明傳統有深切關聯。

中新社記者：“天下一家”“天下大同”等思想和傳統精神如何影響當代中國的“世界觀”？

謝茂松：中國關于“天下”的秩序有一個推廣過程，由近及遠、由內到外，正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內親其親”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再擴展到愛人民、愛天下萬物……中國文明作為世界史上唯一連續未斷裂的文明，就在于始終秉持了這樣一種家國天下一體以及政治與社會一體的有機的牢固共同體意識，這種意識貫通古今，成為中國文明的底層結構。

當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即為“天下大同”傳統精神的當代寫照，其彰顯了中國傳統的家國天下意識，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的具體體現。天安門城樓上，“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與“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體現了我們文明的抱負、胸襟，與中國“治國平天下”的精神遙相呼應。

今天的“一帶一路”倡議、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等，也是傳統精神的延續。我們將共同富裕、共同發展的理念擴展于全球化下的共贏共享，最終將超越西方那種“贏者通吃”的思維。

中新社記者：縱觀東西方探索現代化途徑的漫長歷程，如何從“文明根性”的角度理解新中國的探索？

謝茂松：考古學家張光直將世界文明分為原生道路文明與次生道路文明，中國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連續、未斷裂的原生道路文明，西方文明則是一次次斷裂的次生道路文明。中國作為唯一的原生道路文明，恰恰更具有普遍性，并能涵攝西方文明的普遍性，向世界提供了最為完整的文明發展樣態。

中華文明向來有“君子成人之美”之大心量。我們提倡“君子以厚德載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對于其他文明平等、謙虛視之；同時，我們主張“君子以自強不息”“己欲達而達人”，獨立自主發展自身，并帶動其他國家發展。

新中國深深扎根于中國的文明傳統，把“厚德載物”與“自強不息”兩種文明品性結合起來，走出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道路。一方面，繼承發展“以民為本”等思想主張，充分調動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另一方面，在以我為主的基礎上對外學習，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新中國成立后以我為主學習蘇聯，改革開放后以我為主學習歐美，都為現代化探索帶來了有益經驗。

認識今天中國面向未來、面向下一個五百年的新文明的想象力，要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的文明意義，突破簡單地以政黨——尤其是西方政黨——來理解中國共產黨的限制，要以文明來想象中國共產黨。作為文明型政黨，中國共產黨本身也將形塑新文明，進而成為新文明。

受訪者簡介：

謝茂松，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中國文明和中國道路研究中心主任、資深研究員，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中央黨校文史部兼任教授，科技部新型舉國體制戰略研究專家，國務院國資委商業發展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香港《南華早報》中國專家組專家。

研究專長：經學，中國文明與哲學 ，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治術思維及實踐；中國文明與中國共產黨、中國政治體制研究，中國文明與國家戰略研究。著有《大臣之道：心性之學與理勢合一》（中華書局，201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