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留置行賄人員5006人、處分4806人、移送檢察機關2822人。”近日，十九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工作報告全文發布，首次公布行賄人相關數據。

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是堅定不移深化反腐敗斗爭，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必然要求。十九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部署2022年工作任務，提出加大打擊行賄力度，探索實施行賄人“黑名單”制度。

行賄不查，受賄不止。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著力提升打擊行賄行為的精準性和有效性，堅決斬斷“圍獵”與甘于被“圍獵”利益鏈、破除權錢交易關系網，提高治理行賄的綜合效能，推動腐敗問題標本兼治、系統施治。

行賄人不擇手段“圍獵”黨員干部，是當前腐敗增量仍有發生的重要原因

“段瀚林看到我喜歡吃牛肉就送牛肉，給我打紅包，給愛人送購物卡……”湖南省祁陽縣原縣委書記周新輝與商人段瀚林素有結交。早在周新輝擔任縣委書記前，段瀚林就主動向他示好，日久天長交情愈深。

無利不起早，“圍獵者”的每一份“用心”都有其“用意”。“我知道他當上縣委書記了，那我在祁陽工程領域的‘春天’就來了。”經查，段瀚林借周新輝的幫助，在祁陽大攬工程項目，獲利2000余萬元。

卸任湖南省祁陽縣委書記1個多月后，2021年6月，周新輝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查。同年12月，周新輝被“雙開”，段瀚林則因涉嫌行賄罪被逮捕。目前案件正在進一步辦理中。

本該公平參與市場競爭，但一些老板卻把行賄當作“賺快錢”“走捷徑”的手段，行賄金額動輒數百萬甚至數千萬元。從行賄領域看，工程建設、項目審批、公共資源交易等政策支持力度大、資金密集、資源集中的領域環節是“重災區”；從行賄對象看，行賄者通常針對干部身份特點精準“圍獵”，甚至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團隊運營”；從行賄方式看，有的放長線釣大魚，用細水長流的人情往來經營長期穩定的關系，甚至將行賄“期權化”“長期化”。一些行賄者不滿足于謀求經濟利益，還試圖撈取政治資本，或為謀求職務晉升頻繁“跑買送”，或為撈取政治身份大肆拉票賄選。

盡管當前行賄手段呈現隱蔽化、多樣化、復雜化等特點，但仍掩蓋不了其賄賂權力、權錢交易的本質。行賄者花樣翻新、不擇手段地“圍獵”黨員干部和公職人員，目的是想以不正當手段謀取非法利益，把行賄視為“一本萬利”“穩賺不賠”的投資。

“受賄者利用職務便利‘回報’行賄者，肥了自己、損了公家，侵害的是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江蘇省常熟市紀委監委案件監督管理室副主任朱蒙說，受賄行賄不僅造成國有資產、國家資源流失，還會損害政商關系和營商環境，破壞政治生態和社會風氣。

走歪門邪道的“風生水起”，合規經營的反而“生財無望”，“市場經濟一旦陷入‘劣幣驅逐良幣’的態勢，最終受害的是每一個企業、每一位市場參與者。”云南財經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佴澎分析指出，買通某個領導干部或者關鍵崗位的公職人員，企業就可以不重視創新、不重視服務，甚至不重視規則，如果這樣還能贏得市場和利潤，勢必會造成惡劣的示范效應。久而久之，將擾亂市場的公平競爭和市場主體的健康發展。

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打消行賄人的僥幸心理和投機心態，讓行賄人付出沉重代價

“2021年1至11月辦理的行賄案件數量明顯增加，同比2020年上升了18.3%。”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三檢察廳廳長史衛忠介紹，2021年1至11月，全國檢察機關共辦理行賄、對單位行賄、單位行賄、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案件共計2717人。

行賄與受賄是一根藤上的兩個“毒瓜”，行賄誘導受賄，受賄刺激行賄。一些黨員領導干部最終墮為“獵物”，除了信念意志不堅定、私欲膨脹等自身原因外，行賄者的“圍獵”、腐蝕也是推波助瀾的重要誘因。

一手保持嚴懲受賄腐敗行為的高壓態勢，一手加大對行賄行為的打擊力度，是斬斷“圍獵”與甘于被“圍獵”利益鏈、破除權錢交易關系網的關鍵。“一段時間以來，‘重受賄輕行賄’現象一定程度上存在。懲治行賄力度不夠，導致行賄者違法成本低、風險低，收益卻很高，這是行賄屢禁不止的一個重要原因。”朱蒙說。

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于文豪指出，在司法實踐中，存在對行賄犯罪刑事追訴率低，對行賄人的量刑偏輕的問題。“有辦案觀念上重受賄輕行賄，有辦案方式上以寬宥行賄來打擊受賄，還有行賄犯罪的‘罰金刑’適用不夠科學規范等現象，久而久之讓不法人員產生一種誤解，那就是受賄有罪，行賄罪輕甚至不受追究。”

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黨中央旗幟鮮明、態度堅決。2021年9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會同有關單位聯合印發了《關于進一步推進受賄行賄一起查的意見》(以下稱《意見》)。《意見》對推動實現腐敗問題源頭治理、標本兼治，著力提高打擊行賄的精準性有效性，明確了查處行賄行為的五個重點：多次行賄、巨額行賄以及向多人行賄，特別是黨的十八大后不收斂不收手的；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的；在國家重要工作、重點工程、重大項目中行賄的；在組織人事、執紀執法司法、生態環保、財政金融、安全生產、食品藥品、幫扶救災、養老社保、教育醫療等領域行賄的；實施重大商業賄賂的。

在全面從嚴治黨不斷邁向縱深的背景下，國家對行賄罪的處罰也越來越明確。監察法在第二十二條中規定，對涉嫌行賄犯罪或者共同職務犯罪的涉案人員，監察機關可以依照前款規定采取留置措施。《刑法修正案(九)》通過增設罰金刑、嚴格從寬處罰情節的適用條件等，加大對行賄罪的處罰力度。

依規依紀依法嚴肅查處行賄行為，讓行賄人付出沉重代價。綜合運用移送司法、紀律處分、談話函詢等多種措施強化對行賄人的處理，對通過行賄手段獲取的違法所得依法予以沒收、追繳或者責令退賠等手段，有效提高了打擊行賄的精準性和有效性。

把行賄人列入“黑名單”，發揮聯合懲戒行賄的工作合力

打消行賄人的僥幸心理和投機心態，不能止于“就事論事”。行賄主體和腐敗領域的多元性，決定了懲治行賄必須推動多元主體共同參與，開展聯合懲戒，讓行賄人一處行賄、處處受限。

為掩蓋咖啡豆收儲嚴重不足的事實，套取與重慶能源投資集團下屬中梁山公司開展咖啡豆購銷合作時的貨款，云南西雙版納共語咖啡發展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馮某向國企監管人員行賄240萬元。經重慶市紀委監委指定，重慶市九龍坡區紀委監委對涉案人員進行了立案審查調查。日前，馮某以行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其違法所得7800余萬元被全部追繳。

案件已塵埃落定，但懲戒行賄人的“后半篇文章”還在進行。重慶市九龍坡區紀委監委將其列入區行賄人“黑名單”，并作為牽頭單位第一時間向區市場監管局、稅務局、公共資源交易中心等單位通報了馮某個人及其實際控制的市場主體信息，召開聯席會議，商討研究對馮某的懲戒事項，最終確定了在懲戒期內“限制馮某及其關聯企業參與區各類政府招投標活動”等四條聯合懲戒措施。

“2021年以來，我們查處并列入‘黑名單’的行賄人已有31名，除2人還未接受司法審判外，針對其余29人我們均已實施或正在研究懲戒措施，10余家部門和單位參與研究和執行。”重慶市九龍坡區紀委書記、監委主任袁華權說。

實施行賄人“黑名單”制度是推進受賄行賄一起查的重要手段。紀檢監察機關將有行賄行為的涉案單位和人員列入“黑名單”，向黨委有關部門、行政執法機關等單位通報，由相關單位按照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法規等進行組織處理、行政處罰和資格資質限制等處理，并依法在一定范圍內公開，從而實現對行賄人的聯合懲戒。

“黑名單”直擊行賄人的利益“命門”。對行賄者來說，相比行政罰款，被取消市場參與、吊銷資質、下降評級、關閉融資通道等行賄后果更是“難以承受之重”。

“行賄往往是為了獲取更大利益。通過對列入‘黑名單’的行賄單位及行賄人在市場準入、經營資質、貸款條件、投標資格等方面作出限制性規定，定期向社會公開曝光，極大提高行賄成本和代價，讓‘圍獵者’寸步難行，讓潛在的行賄人‘望而卻步’，持續釋放不敢、不能、不想行賄的震懾。”湖南省紀委監委有關負責人說。

建立行賄人“黑名單”制度，也是《意見》里的一項重要內容。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正在建立行賄人“黑名單”制度，并就紀檢監察機關與人大機關、政協機關和組織人事部門、統戰部門、執法機關等對行賄人開展聯合懲戒進行探索實踐，以提高治理行賄的綜合效能。

懲治震懾、制度約束、提高覺悟一體發力，提高治理行賄的綜合效能

行賄人“黑名單”，不僅是一個可在黨風廉政意見回復、項目招投標審核等方面開展行賄人信息查詢的數據庫，更是促進腐敗問題標本兼治的利器。用好“黑名單”、根據“黑名單”做好配套懲戒，事關這項制度的有效性和威懾力。

當前，行賄人“黑名單”制度正處于探索階段。各地紀檢監察機關在實踐中積累經驗，既依法依規嚴肅懲戒，又堅持寬嚴相濟，保障涉案人員和企業合法權益，實現政治效果、紀法效果、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湖南省紀檢監察機關持續完善行賄人“黑名單”制度，2021年共將19家企業、122名個人列入失信或行賄人員“黑名單”，對其進行曝光并實施聯合懲戒，產生了強大震懾效應。

在開展全省工程建設項目招投標專項整治工作中，湖南將存在行賄、串通投標等違法犯罪行為的公司和個人，納入工程建設項目招投標失信行為“黑名單”，聯合多部門對“黑名單”上的失信主體進行聯合懲戒，并在省紀委監委網站、省公共資源交易網等平臺同步公開曝光。

懲是為了治，如何讓行賄人“黑名單”制度發揮懲戒實效，成為打擊行賄的有力抓手？“我們采取多項有力懲戒措施，共涉及‘依法限制失信企業參與工程建設項目招投標、政府采購活動、土地使用權和礦業權出讓、國有產權交易’等20余項。”湖南省紀委監委有關負責人認為，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必須找準吃透政策依據，審慎甄別“黑名單”公開對象，對那些被迫行賄、行賄數額較小、認錯態度較好的，根據有關政策分類處置，避免“一刀切”。

浙江省杭州市紀委監委有序開展行賄人情況向有關單位通報工作，加強行賄人信息庫建設，截至2021年12月底，市縣兩級紀檢監察機關共錄入行賄人信息1783條；與此同時，將行賄人信息庫與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有機結合，在“兩代表一委員”資格審核等工作中充分發揮信息價值，去年12月以來，行賄人信息庫已自行比對1006名“兩代表一委員”候選人信息。

從近年來查處的案件情況看，金融領域巨額行賄、多次行賄、向多人行賄現象突出。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中國建設銀行紀檢監察組會同中國建設銀行黨委建立行賄人禁入退出機制，在國有商業銀行中率先探索建立起行賄人“黑名單”制度。

據了解，駐建行紀檢監察組依托建設銀行新一代信息系統“黑名單”管理組件，對職務犯罪案件過程中已查實的行賄人采取有效措施，創建行賄人“黑名單”并定期動態更新，分類實施禁入、退出、禁用或其他限制性措施。

行賄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懲”“治”“防”也是一項艱巨、長期的系統性工作。除了推行行賄人“黑名單”制度、開展聯合懲戒外，還要加大查處行賄的宣傳力度，通報曝光典型案例，深入開展警示教育，彰顯對賄賂零容忍的堅定決心，在全社會倡導廉潔守法理念。

云南省紀委監委對重大典型案例點名道姓通報曝光，圍繞黨員干部被“圍獵”典型案例，拍攝制作了《圍獵：行賄者說》《開爾行賄記》等警示教育片，推動黨員干部筑牢拒腐防變思想防線，實現查處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目的。江蘇省常熟市紀委監委探索實施“雙向宣教”機制，將警示教育與正面引導結合，圍繞查處的典型行賄受賄案件拍攝警示教育片，并依托黨風廉政宣講團，開展構建親清政商關系宣講會，加強普法宣傳和廉政教育，努力構建全社會共同抵制賄賂、黨風政風社風民風更加清朗的政治生態。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柴雅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