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本報記者 包松婭

■ 圖/本報記者 姜貴東

3月6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五次會議的農業界、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界委員時強調，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把確保重要農產品特別是糧食供給作為首要任務，把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藏糧于地、藏糧于技”真正落實到位。現場聆聽了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全國政協委員、農業和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原農業部副部長陳曉華倍感振奮。

1978年國家正式恢復高考。消息傳來，農村插過隊正在基層供銷社工作的陳曉華像眾多青年一樣有了一個強烈的預感：風要來了，而且是春風。

懷揣著對新生活的向往，陳曉華報考了西南農業大學，最后被農經系錄取。

從拿到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刻起，用陳曉華的話說，命運的安排讓他和農業農村緊緊連接在一起。農大畢業到農業部再到全國政協農業和農村委員會，他半生都在與農業農村農民打交道。而中國廣袤的鄉土也正是在這改革開放后的四十多年光景里，伴隨著各個階段農業“動能”的不斷轉換，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決勝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了鄉村全面振興的歷史篇章，書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長河中最恢宏的史詩。

當下的中國農村，是一片充滿希望的田野。當個人的命運，置身國家發展的滾滾洪流之中，跟著歷史的脈搏一起“同頻共振”，所有與這片土地休戚相關的個體，其親歷、見證與實踐都顯得彌足珍貴，頗具深意，都成了這史詩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回顧過去：

根植于發展的經驗彌足珍貴

是什么力量推動了農業發展的這巨大進步？我認為首先是農民自主發展的強烈意愿與創造，其次是來自中央對基層創新的肯定，最終形成政策舉措在全國形成燎原之勢。

從歷史脈絡中抽絲剝繭，農業發展靠什么？一靠政策、二靠技術、三靠投入。

記者：1978年您選擇報考西南農業大學農經系的時候，當時我國農業農村大概是一種怎樣的光景？

陳曉華：在農村插過隊又選擇了農業院校，我始終認為這是個非常正確的選擇。

1978年的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從思想觀念到實際生活都在新舊交織中醞釀著變革。因為我們是農業大國，農業對整個國家和社會以及老百姓非常重要。但與其重要地位相對的是，盡管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農業生產已經取得顯著成就，但農業發展還比較落后，有的地方連溫飽都還沒有解決。如果說“養活”各有不同，糠菜半年糧是養活，豐衣足食、營養充足也是養活，那么當時的農民養活自己的水平實在是太低了。不改變這樣的狀況，國家談何發展？所以當時很多人投身“三農”，是責任使命使然，當然也是一種命運的安排。

記者：在您的印象中，真切感受到我國農業農村真正開始“動”起來是什么時候？這種“動”的力量源自何處？

陳曉華：那肯定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等文件精神，要求全黨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搞上去。我們在大學里，就知道了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實行“包產到戶”的“18個紅手印”所產生的一系列連鎖反應，等我1982年到農業部工作以后，家庭聯產承包已經在全國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

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眾不要求改變，就不要變動。”之后，中央連續三年以一號文件的形式，對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的生產責任制給予充分肯定，并在政策上積極引導，從而使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的責任制迅速在全國廣泛推行。

可以說，家庭聯產承包是農民自己的創造與選擇，而中央將農民的這個創造肯定下來，給了農民充分的自主權，也充分調動了農民進行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在當時的發展階段，這樣著眼于“放”的舉措切切實實解放了此前“沉睡”的農業生產力。此后，1998年修訂后的土地管理法以及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確定了土地承包期再延長30年的政策；1999年再次修改憲法時，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為“家庭承包經營”，始終發揮著重要作用。

所以你說是什么力量推動了農業發展的巨大進步，我認為首先是農民自主發展的強烈意愿與創造，其次是來自中央對基層創新的肯定，最終形成政策舉措在全國形成燎原之勢。

記者：從1978年改革率先在農業領域撕開一角，到今天40多年過去了，我國“三農”工作的發展變化完全當得起“翻天覆地”四個字。正如您剛剛介紹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之后的幾十年里，我國農業發展動力是否更多元，交替迭代中，推動著中國農業、農村和農民成為中國發展成就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陳曉華：是的，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堅持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黨的領導與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相結合，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取得輝煌成就。進入新世紀新階段以來，中央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在全國全面取消農業稅，全面實現農村免費義務教育，建立新農合和農保，對農民進行直接補貼，這些“強農惠農”政策都使得農民得到了長期實惠。

再具體一點，家庭聯產承包解決了農民溫飽問題，也打開了農民的頭腦，在對發展多種經營的嘗試中，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成為那個階段的“新動能”。農民們突破傳統計劃經濟的束縛，開始學著依靠市場的力量去發展生產，給農業農村發展提供了極大空間。

從農村稅費改革的角度來說，過去農村的公共事務都要靠農民自掏腰包，城鄉分割二元結構帶來的矛盾較多。中央全面取消農業稅的重大舉措，徹底終結了在我國沿襲兩千多年之久的“皇糧國稅”傳統，我們到地方去調研，輕裝上陣的農民們毫不掩飾對國家政策的支持和擁護。

近幾年，還有一個不得不提的動力因素——“農民工”的出現。要知道最初農民進城務工是要被圍堵的，但隨著中央政策的不斷調整，開始有序引導農民工進城，世世代代靠土地生存的農民們有了新的選擇。數據顯示，我國當前農民工數量已接近兩億，他們不僅能在農村生產生活，也可以進城分享更多國家改革發展的成果，一方面為農民提高文明素養和增收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也為中國城鎮化工業化乃至整個經濟的快速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開啟了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脫貧攻堅戰，讓中國徹底告別了絕對貧困實現了全面小康。這是中國人多少年夢寐以求的事情。所以從歷史脈絡中抽絲剝繭，農業發展靠什么？過去有句老話總結得很到位：一靠政策、二靠技術、三靠投入。

審視當下：

新階段不能完全用舊辦法

新發展階段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發展動能轉換，農業發展也不例外，要實現鄉村振興，同樣需要調速換擋。

農民是農業生產的主體，農民的意愿和努力程度決定著產量和面積。要通過宣傳表彰，讓農民感到種糧光榮，通過發展專業化社會化服務讓農民感到種糧方便，通過政策扶持讓農民感到種糧不吃虧、有前途。

記者：脫貧攻堅任務全面完成后，“三農”工作的重心歷史性地轉移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上，您如何看待這樣的轉移？

陳曉華：總書記講，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和國家的重大戰略部署，是一篇全面振興的大文章。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正式公布。這是新世紀以來第19個指導“三農”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對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作出了極具指導性和針對性的細化部署，再次釋放出中央重農強農富農的強烈信號。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符合農村實際、符合農民愿望，也符合農業農村發展規律的判斷與決策。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我們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這標志著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發展階段。從經濟角度講，新發展階段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發展動能轉換，農業發展也不例外，要實現鄉村振興，同樣需要調速換擋。

記者：在發展的不同階段轉換動能是一種規律。在農業領域，我們在過去幾十年里曾經用過并且也好用的推動力在新發展階段為什么動力不足了？

陳曉華：農業發展的傳統動能不是不起作用，但從我們在農村調研的實踐看，其作用已經逐漸式微。過去我們說“一放就靈”，在農業發展中只要不去過多干涉，老百姓就能靠著自己的智慧闖出一條新路來，但今天伴隨著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發展、農業新業態的出現、市場的多元，很多農業的事情反而不是農民放開手就能干的了。

中國農業發展傳統動能，還體現在對糧食等農產品高產增產的追求，體現在農業生產過程中高度依賴化肥、農藥投入實現增收等方面。而中國農產品優質優價機制的逐步建立，增收開始失去依靠農產品產量提高的必然性。再加上氣候變化、農村勞動力轉移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傳統農業增產增收的效能在不斷減弱。過去如果有100塊錢的政策補貼，老百姓可能就會跟著補貼政策的引導走，但現在隨著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補貼100元到底還能起到多大作用？因此當下的農業農村要繼續保持生機活力，必須在新舊動能轉換上下功夫。

記者：從增產增收的角度看，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我國糧食生產已經實現連續18年豐產，去年我國糧食總產量再創歷史新高。在這樣的成績之下，保障糧食安全是否同樣需要新的動能？

陳曉華：總書記強調，糧食安全為國之大者。我們一定要對牢牢守住保障國家糧食安全這條底線有強烈意識。盡管這些年糧食年年豐收，總體看安全有保障，但認真分析下來，糧食供給的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隱憂仍然存在，特別是“飯碗主要裝中國糧”的壓力越來越大。在剛性需求上升、資源約束加速、政策效應退坡以及國際貿易不確定性增加的大背景下，不能輕言糧食過關了，必須黨政同責，主產區、主銷區、產銷平衡區共同扛起保面積、保產量的政治責任。

保障糧食安全要有過硬的措施，今年在穩定糧食主產基礎上擴大大豆和油料種植面積，確保豬肉、蔬菜供給安全是農業生產的重要任務。從調查看，由于資源配置、比較效益、科技創新等方面存在問題，我國大豆和油料生產持續下滑，自給率低，嚴重受制于人，盡管這些年不斷號召，但局面仍未改觀。多年的經驗教訓證明，解決這個問題要系統謀劃，多措并舉，應通過改良品種提高出油率、調整糧油補貼比例鼓勵農民種植油料作物、推廣糧油輪作間作、擴大種植面積等措施，落實好習近平總書記“見到可考核成效”的要求。

最后，還是要強調調動農民積極性。農民是農業生產的主體，農民的意愿和努力程度決定著產量。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要調動農民積極性加強田間管理，尤其在去年因秋澇影響播期推遲、目前一些地方冬小麥苗情不如往年、奪取夏糧豐收面臨不少困難的情況下，要通過宣傳表彰，讓農民感到種糧光榮，通過發展專業化社會化服務讓農民感到種糧方便，通過政策扶持讓農民感到種糧不吃虧、有前途。

展望未來：

動能轉換還需“先立后破”

動能轉換應該是一個逐步積累、逐步迭代的過程。當前我們要考慮的并非簡單拋棄傳統動能，而要先立后破，先找到引領新發展的方法和路徑。

我更傾向于科技和人才這兩個要素，這也是農業農村發展的最好抓手，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因素。

記者：新發展階段“三農”工作依然極端重要，為了適應新階段變化的要求，您認為農業的動能轉換的過程應該如何去實現？

陳曉華：動能轉換應該是一個逐步積累、逐步迭代的過程。當前我們要考慮的并非簡單拋棄傳統動能，而要先立后破，先找到引領新發展的方法和路徑。

首先要用新目標引領新發展，這是發展的內生動力。“三農”工作的重心歷史性地轉移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上來，這就是未來農業發展的主要目標，這就是前進的正確方向，也是發展的最大動力。要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這個目標凝聚起億萬農民，充分調動農民這個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深入宣傳發展的新理念，鄉村振興的新舉措，農業農村發展的新主流，通過宣傳增強發展的動力和信心，凝心聚力共同實現鄉村振興的發展目標。

新消費同樣可以拉動新發展。當前消費需求已經成為發展的動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從生產導向轉為需求導向。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廣大人民群眾對農產品的需求也越來越高，這是基本趨勢，相信大家也感受得到。我們過去追求“吃得飽”，現在變成“吃得好”，一字之差體現了老百姓消費觀念和行為的重大轉變。人們對優質農產品的需求使得農業生產轉入綠色發展的軌道，不僅在農產品數量上要充足，質量上更要提高，優質優價的市場規律，倒逼優質高效農業的發展之勢。與此同時，農村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美麗畫卷的打造，也在不斷拓寬著農業的功能，為農業發展帶來了契機，提供了空間和發展的潛力，我們要做的就是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緊緊抓住消費升級的機遇，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

記者：人們常說農業農村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問題主要在“人、地、錢”三方面的制約，對發展瓶頸的“破”是不是與“立”相輔相成？

陳曉華：“人、地、錢”確實是制約鄉村發展的最大因素，但要用新要素促進新發展。相比較而言，我更傾向于科技和人才這兩個要素，這也是農業農村發展的最好抓手，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因素。

科技是驅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動力。在鄉村振興中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力量，首先要在基礎前沿領域和關鍵核心領域，著力突破制約農業創新力的“卡脖子”技術，瞄準我國農業發展重大需求，推進綠色、優質、高效、安全的農業技術創新。同時要強化新品種培育、新產品新裝備研發、新技術新模式應用，充分發揮農業技術對現代農業的支撐作用。當前，部分鄉村農業發展的科技含量還不高，要重視提高土地產出率和勞動生產率的技術進步，推動農業機械化發展代替人工，降低生產成本，在提高農產品品質與安全上，加大生物防治技術的推廣。

在去年的調研中，我們也看到了以物聯網為基礎的智慧農業在地方的實踐，非常鼓舞人心。運用傳感器和軟件通過移動平臺、電腦平臺對農業生產進行控制，運用大數據技術搜集農業生產的龐雜數據，從中分析梳理生產銷售規律，反過來再指導生產，讓傳統農業更具“智慧”已是大勢所趨，以后也會在農業電子商務、食品溯源防偽、農業休閑旅游、農業信息服務乃至鄉村治理等各個方面充分釋放“三農”要素價值，形成農業農村發展新的增長點。

說人才重要，因為現在農村的“空心化”越來越嚴重，農村勞動力持續外流的趨勢令人擔憂。在這樣的背景下農業發展與鄉村振興要實現可持續，必須有效引導有意愿、有能力的人，把資金、技術、管理和市場等要素帶到農村去，促進要素的雙向流動。這是“引人”，此外還有“留人”。要大力培養鄉土人才，特別是致富帶頭人和農村實用人才，通過他們帶領群眾發展生產、搞好村莊建設。這些年開展農村實用人才的培訓、新型農民的培訓，對解決這個問題發揮了積極作用。

另一方面，要發揮新型經營主體的帶動作用。目前很多新型經營主體通過為農戶提供產前、產中、產后服務，把他們帶入市場，可以通過發展訂單農業的形式來保證他們的基本收益，發展連片種植，實現規模化。還可以通過股份合作，實行保底分紅來實現利益連接，這種帶動最關鍵的是要解決好利益連接的機制，讓農民能夠從產業的發展中分享到增值收益。

總的來說，無論是推動“三農”工作還是推進鄉村振興，都離不開用新的制度來激活新的發展，離不開制度機制的創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仍然要用繼續深化改革的辦法來解決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尤其要跳出“三農”談“三農”，著力構建有利于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體制機制。尤其要深入研究加快補齊農業的短板弱項，推動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流動的有效辦法，為共同富裕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