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北京3月7日電（記者 張寶川）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鄉愁，而中國人的鄉愁幾乎都離不開“小河彎彎，炊煙裊裊”。三代以上，中國人幾乎都是農民。

因此，兩會上自然也少不了農業、農村和農民的話題。

打贏脫貧攻堅戰之后，農村工作的主題自然全面轉入鄉村振興。農民們迫切需要知道，中央有什么新精神？

3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農業界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界委員時談了很多，他談到了去年來之不易的成就，談到了戰勝困難的戰略性有利條件，談到了糧食安全問題，談到了鄉村振興。他特別提醒，鄉村振興不能只盯著經濟發展，還必須強化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重視農民思想道德教育，重視法治建設，健全鄉村治理體系，深化村民自治實踐，有效發揮村規民約、家教家風作用，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

習近平總書記的話涉及到農村意識形態建設問題。

這個提醒可謂目光如炬，明察秋毫。總書記當過七年知青，知道農村是啥情況。

兩會前夕，筆者參加了本報組織的一個關于農業農村問題的座談會，會上有幾位政協委員參加，其中凌振國委員的發言引起了筆者的共鳴。他提到了一個現在的年輕人幾乎都沒有見過的東西——大喇叭。他是針對一些農村黨組織乏力、黑惡勢力現象嚴重、農村文化建設滯后的情況說的。他認為，占領農村意識形態領域陣地，應該用好大喇叭。

他說的其實就是鄉村廣播站，老鄉們習慣叫大喇叭。

之所以有共鳴，是因為筆者也是打小從東北農村長大的。六七十年代的農村，給孩提時代的筆者印象最深的就是露天電影和大喇叭。電影一般一個月只能放映一次，大喇叭則是無時不在。大隊部的電線桿子上有一個，各生產隊的主要街道上也有。早午晚三個時段都要廣播，播新聞，播文藝節目，有時大隊干部也發表講話，傳達上級精神，還報道村里的好人好事。在當時的條件下，起到了不可替代宣傳教育作用，整整一代兩代人“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的信念也都是那個時候在無形之中確立的。改革開放后，一些人也是聽了大喇叭的廣播才知道安徽小崗村那里搞了包產到戶，生產隊也允許搞副業，甚至還可以離鄉去打工。筆者的家鄉也是這樣一步一步開始走上富裕路的。

你看，大喇叭的作用有多大？那時有一句話，叫作“農村意識形態領域陣地，我們不去占領，階級敵人就會去占領”。我們剔除這種說法中的“左”的成分，其意識還是可以吸取的，形式也可以借鑒的。

可是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大喇叭在農村悄然失蹤了。

去年秋天，筆者和本報“三同”小分隊去遼寧農村開展黨建活動，在那里住了十幾天，和第一書記“同吃同住同勞動”。為了盡快了解村里的情況，讓鄉親們盡快地認識自己，第一書記就不停地走東家串西家。白天還好說，晚上就是一個字“靜”。秋冬季節，東北農村天黑得早，鄉親們睡得早。街上一個行人都沒有，村子里黢黑一片，再刮個小北風，愈發靜得瘆人。之后，我們小分隊的黨員、第一書記和村里的黨員干部一起上黨課，一起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求是》雜志上剛剛發表的關于共同富裕的文章，發現，一些黨員同志都沒有學習過。現在，鄉村振興戰略已經打響了，如果農民都還不知道黨中央的聲音、黨中央的部署、黨的政策，還怎么談鄉村振興呢？

于是，筆者向第一書記建議，可以把農村的大喇叭搞起來，在廣播中宣傳黨的政策、傳播先進農業知識、傳播健康文化。也可以在大喇叭里公布自己的電話，講講自己的工作思路，和鄉親們一起嘮嘮致富經，不挺好的嗎？第一書記年紀不大，腦子很靈光，一聽，說是個好主意。

大喇叭？太土了吧。不是有電視、電腦、手機這些更先進的玩意嗎？那上面什么沒有？

筆者和許多政協委員探討這個信息化時代的信息傳播問題。他們用農民都能聽懂的語言給筆者解開了疑問：一、一些農民年紀大了，手機、電腦玩不轉，只會打個電話。二、那上面真的假的、黃的綠的，啥東西都有，農民缺乏辨別力，好的不容易學，壞的一學就會。三、電視倒是主流聲音，但是，那上面說的事離村里太遠，聽了不解渴。

大喇叭恰好沒這些事，可以有黨組織的主導，可以有鄉里鄉親的事，可以有致富經，可以有地方戲。這些都“可以有”。多好？

轉眼我們離開那個村子已經幾個月了，不知大喇叭響起來了沒有。這回總書記在兩會上又說咱農村的事了，不知他們聽到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