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本報記者 李寅峰

■ 圖/本報記者 劉圓圓

禮貌地問好和感謝之后，爽朗地為因公務延后采訪時間而致歉，3月4日上午，當記者撥通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進修學校（以下簡稱“港專”）校長陳卓禧的電話，撲面而來的謙謙君子之風，一時間讓記者很難將這樣一個他，與那位一度在網上熱傳視頻中正氣凜然甚至措辭激烈的“護國歌校長”重合。

五年前的那段視頻，相信看過的人，一定還印象深刻——

畢業典禮上，十余位學生因侮辱國歌被清場，會后的禮堂外，他們惱羞成怒地圍住他們的校長要求“對話”。孤身立定的陳卓禧義正詞嚴地大聲斥責他們：“港專作為一所愛國愛港的學校，必定要高舉愛國的旗幟，這沒有任何妥協余地！即使是殖民地時代，我們也沒有退縮過。哪怕受到殖民政府的打壓，我們的資助被撤銷，我們的校址被收回，也從沒有放棄愛國的立場！如果你們連這件事兒也不知道，那就是你們選錯了學校！”

土生土長于香港，從始至終要愛國，對陳卓禧來說，這是與生俱來的烙印，不需要分析原因，不需要闡釋解讀。

但當記者提出探討愛國話題，探討如何發揮港澳委員雙重積極作用引導港澳青年熱愛國家、自覺維護民族尊嚴時，陳卓禧說，他想了很久，也想了很多。

愛國，曾經是那么孤獨

記者：我們還是先從“護國歌校長”視頻說起。那段視頻走紅后，網友心目中，您成為香港同胞中愛國愛港的代表人物。但大家也一定好奇：出生成長在回歸前的香港，您這樣的愛國情懷是如何形成的？

陳卓禧：感謝網友和同胞們的厚愛，給了我非常多的溫暖。說來話長。你可能真的難以想象，在香港，愛國曾經是很孤獨的。經歷過殖民地時代的人一定都深有體會。

我出生成長在香港，但我的祖籍地在廣東南海。抗戰時，祖父母擔心戰亂中全家人在一起沒法保全性命，就想盡辦法讓身為長子的我父親移居到香港。祖父母和叔叔們則留在家鄉。小時候，我經常給祖父寫信，他是小學老師，每次接到我的信，他都會回信，述說親情，也會在回信中教育我熱愛祖國、好好學習。他甚至會糾正我，信中的哪個漢字沒有寫好。

父親到香港后，在工廠里工作，后來成長為工會干部。他所在的工會，是我小時候常去的地方，那里經常組織愛國活動，為基層勞動者維護權益，耳濡目染，我自然很小就有了愛國意識。

生活在英殖民時期香港的工人之家，勞動和收入的不對等，讓我們一直在貧寒中生活；殖民統治又讓我親歷了外國人的欺辱和壓迫。小時候在街頭玩耍，被外國小孩欺負是常事。即使警察看到，也是一邊倒偏袒對方、打擊我們。上世紀60年代，港英軍警鎮壓勞工運動，幾十位勞工失去生命。有一天，就在我家附近的煤氣廠，軍警進攻工廠去抓愛國工會會員，打傷好多人，甚至有同胞被倒著吊起來活活淹死。那時候真的是非常恐懼，白天也需要躲在家中關閉門窗。但我還是多次被無孔不入的催淚彈熏到，刺鼻的味道至今記憶猶新。那時候，華人青年還要面對另外一種不公平——公務人員、大企業高管，首先會選外國人，華人機會很少。明確持有愛國立場的華人，更加沒有機會。

所以，曾經很長時間，愛國者是孤獨的。殖民統治下，光明正大地說愛國是不被允許的。但也是從青少年時期開始，我就心存一種強烈的愛國意念，我告訴自己，一定要堅持下去。

記者：這種孤獨現在還會有嗎？比如那段視頻中，站在一群鬧事學生中間和他們對話時，會有這種感覺嗎？

陳卓禧：坦白講，站在2017年那段視頻中的現場，我還是稍有孤獨感的。但視頻在網上發酵后，全國人民以及香港愛國團體和市民迅速給出了極大的支持，讓我很長時間都生活在感動中。堅持愛國，對學生不尊重國歌的行為給予批評、指正，那只是我自然而然做了該做的事情，卻受到如此的肯定和厚愛。第二年，我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后，在全國政協會議上，許多港區委員都對我說，一定支持我、支持港專。這些都讓我感到幸福、溫暖。愛國，不再是孤獨的、不敢說出口的，而是絕大多數人共有的高尚選擇。

再說一個當時的小插曲。那段視頻在網上爆紅后，一方面引起全國人民的關注和支持，另外一方面，當時活躍在香港的“反中亂港”勢力也對此大做文章。一些不良媒體把視頻進行剪輯，并斷章取義、抹黑宣傳。那段時間，還有人搜集學校的黑材料，妄圖搞垮港專；也經常有“狗仔隊”跟蹤我。家人和同事都非常擔心，一來擔心我的安全，二來他們也擔心，我斥責侮辱國歌的學生選錯了學校，萬一影響到招生工作，會不會導致學校財政困難，甚至影響到港專的生存？因為港專是一所民辦學校，招生就是學校賴以生存的手段。所以，那一段時間，我一方面要想盡辦法和敵對分子作斗爭，一方面也要盡最大力量安定校內環境和人心。

記者：您對學校的招生和發展擔心嗎？

陳卓禧：我一直還是有信心的。港專成立于1957年，當時稱為旺角工人夜校。成立之初，就因為堅持愛國立場被當時的港英政府取消財政補貼、收走校舍，很多前輩只拿著別的學校幾分之一的薪水。甚至，因為堅持愛國，有些前輩被遞解出境。就算這樣，港專也沒有改變愛國的立場，那些前輩都堅持下來了。現在，香港已經回歸祖國，港專怎么能夠放棄愛國立場？怎能允許自己的學生出現不尊重國歌、不愛國的行為？怎么會因為愛國行為影響到生存？

事實證明，正義最終取得勝利，港專的招生沒有受影響，香港的政治風波也逐漸平定下來。

特別是這兩年，隨著香港國安法的落地、新的選舉制度實施，香港更加風清氣正，愛國力量日漸強大。愛國已經成為值得驕傲的高尚習慣，再不會有當年孤獨的感覺了！

五年履職，使命同在

記者：從“護國歌校長”到全國政協委員，這種轉換您是否適應？如果用幾個關鍵字總結您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四年多來的履職，您會選用哪幾個？為什么？

陳卓禧：四年多前，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驚喜。我從來不曾想過，能作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站在國家民主政治的最高平臺上履職。

原來作為校長，管好自己的學校就算完成任務。進入政協組織，至少我要站在界別的高度來履職。不能只看到自己的學校，甚至不能只看到香港的教育界。我需要不斷地超越以往的認知，在更高的平臺上為國履職、為民盡責。

因為沒有經驗，我完全從零開始學習。第一年參會，是帶著興奮、新鮮，甚至是謹小慎微，去一步一步摸索。那一年，修正憲法的討論，我就深刻領會到，只有中國式民主才最能與中國的發展相切合。不能站在香港一座城市的角度看，而要站在全國，甚至在世界范圍內去理解中國的民主制度。這對我是很大的教育。

可以說這幾年，是我人生最不平凡的四年。要說關鍵詞，大概一個小時都說不完！太多了！豐盛、飽滿、興奮、使命、責任……

具體說來，這幾年，我的眼界寬了，站位高了，接觸面更加廣泛，對國家的感情更加深厚，對民族復興的前景更有信心。此外，對自己的責任更加清晰，肩上的擔子也感覺更重。

當然，對香港來說，這也是不平凡的幾年。香港社會經歷了由亂及治、撥亂反正的過程。香港和國家一起，面對百年未有之變局，一起抗擊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疫情。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我一方面站在全國政協的平臺上感受到國家所面對的復雜國際形勢，一方面身處香港，站在與敵對勢力作斗爭的前線，努力爭取青年學生、團結各界，堅守愛國愛港的旗幟。

記者：近年來，港澳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始終是兩會熱點話題。您是港區委員，又是教育界別的委員，兩個身份的交集，是不是讓您對這一問題更加關注？這幾年的履職過程中，您對這項工作有著怎樣的體會？

陳卓禧：教育界別、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的確讓我更加關注香港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也讓我有了更多的思考。

每次到北京參加兩會后回香港宣講，我一定不只對自己學校的學生，更習慣于去各種聚會上講。剛才說到關鍵詞，我提到“飽滿”，因為我會不斷努力充實自己、提高自己，站在全國、全香港的角度去考慮香港青少年在國家發展、民族復興中應該發揮的作用，我希望自己有更明確的引領作用。

此外，在內地，我也以委員的身份去多地考察、調研，參加全國政協關于香港問題、教育問題的各類會議。我多次結合香港的情況和內地的調研撰寫提案和建議，為推動相關工作建言資政。比如，香港國安法、香港新的選舉制度以及內地基礎教育減負等重大事項，從征集意見到出臺，我都全程參與和見證。從另外一方面，我也看到了中國民主的全過程，這對我是很生動的教育。我把這種教育給我的啟示帶回香港，去影響更多的香港青少年。

當然，也有遺憾。教育界別的委員很多來自內地兄弟院校，本來希望借此推動香港教育界與內地院校的互訪、交流，增進香港與內地青少年更為密切的互動，但最近兩年，由于疫情的影響基本擱置。希望以后還能有機會多在這方面做些事情。

細水長流必成江河

記者：從兩會上關注，到民間關切，許多不了解情況的人會問，香港已經回歸了，為何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工作這么難？

陳卓禧：往遠一點講，回歸之前，港英政府就給香港種下了一些“毒瘤”。有很多具體的例子，比如當時香港的入境政策，社會主義國家居民來香港，多數都受限制；比如港英當局有針對性地從教育、文化等方面弱化香港的國家觀念，對香港和內地造成人為阻隔。

還有，輿論斗爭方面，受歷史和客觀現實的影響，香港缺乏基本的“圍墻”。西方反華勢力的宣傳可謂無孔不入，滲透著香港年輕人。我們一方面想盡辦法增強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一方面不得不應對敵對分子無孔不入的歪曲和抹黑。

古往今來，在意識形態的斗爭中，青年思想都是爭奪的重點。各種原因積聚在一起，造成我們今天這項工作的艱巨性和長期性。

近年來，除了在教育體制、教材內容等方面積極改革外，我們始終堅持推動香港青少年與祖國內地的交流，創造更多的平臺吸引香港青年人參與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項目中，給他們提供更多的機會，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并增強國家認同。

記者：效果怎樣呢？他們認可這樣的方式嗎？

陳卓禧：我想舉兩個例子。一個是2019年，港專聯合華潤集團組織了“‘沖’出夢想─Pacific Coffee ×港專@大灣區創業培訓計劃”，幫助有志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香港青年熟悉內地城市，通過提供支援和培訓，協助他們在大灣區開咖啡店。當年，香港發生了“修例風波”，一些年輕人參與其中，或者受到影響。當時，同事們信心非常受打擊，不知道還要不要繼續推這個項目，擔心是否有人來報名。年底，再次啟動時，抱著試試看的心理，我們聯絡了之前有過意愿的年輕人，沒想到他們非常踴躍。當時我們就決定，哪怕預定的30個名額招收到15人，我們也去！結果，招生報名申請推出后，接近800人報名！

這給了我很大的啟發：總有一部分香港青年能看到國家對他們的幫助，也能看到祖國內地向他們打開窗口，為他們提供的發展良機。當時我也下定決心，一定要用自己的行動把這部分種子保護好，讓他們生根發芽，去影響更多的同齡人。我們做好服務就夠了，相信更多人會陸續參與進來。

后來統計了一下，近800名報名青年中，2/3沒有去過內地，但他們沒有偏見，毅然報名，希望能爭取到機會融入國家發展。這樣的青年，怎么可能不認可自己的國家？怎么會不愛國？

所以說，國家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真正給了香港青少年發展的機會，也給他們認識和了解祖國提供了很好的平臺。

現在，已經有參加該項活動的香港青年正式在大灣區開店創業！

另外一個例子，是港專曾經組織教職工去湖南開展紅色之旅教育活動。

雖然港專始終堅持愛國立場，但客觀來說，并不是每位教職工都對國情有足夠了解。參訪中，在韶山毛澤東故居，當講解員講起毛澤東一家為革命多人犧牲時，大家都深受觸動。在岳麓書院，中國歷代仁人志士為國為民奮斗的歷史也深深打動了他們。晚上回到酒店后，我們組織過兩次小組討論，大家都非常積極，真正被感動了，也真正對國家的認識、感情發生了變化。

可見，抓住年輕人的所需、所想，做好服務、加強交流，總會收到良好的成效。

記者：您認為，未來還可以從哪些方面多做些努力呢？

陳卓禧：剛剛舉辦的北京冬奧會給我很大的啟發。外國運動員來到中國之前，或許他們以往接受的關于中國的宣傳是片面的，甚至是歪曲的、抹黑的，但是到了北京，志愿者真誠自信的笑臉、周到溫暖的服務，以及賽場內外的各種真善美，一定會讓他們對中國有一個客觀的認識。我相信，這種認識是相當有沖擊力的，因為他們親眼看到了百姓生活中的中國，以及生活化的中華文明，這是最有說服力的宣傳。

所以，我始終提倡，要推動中華文化在香港的生活化。試想一下，生生不息幾千年的中華文化，是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延續到現在的古代文明，有強大的生命力，影響著中國人的價值觀。在文明生活化過程中，一定會潛移默化地形成認知定律，影響到社會倫理和輿論風向。香港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不僅在教材上、制度上落實，更要在生活中加強影響。這樣的影響，一定更有力量抵擋境外敵對勢力的抹黑和造謠。

更何況，在香港國安法的保駕護航下，社會安定下來，越來越多不良輿論被阻隔，香港環境向好，更有好的土壤開展愛國主義教育。

接下來，就需要細致、耐心地做工作，把過去存在的“毒素”“毒瘤”慢慢清除，讓正面的氛圍慢慢建立起來，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必然就能實現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

不用擔心到底什么時候徹底解決問題，細水長流，最終匯成江河。

近期，我也接觸過香港很多校長和老師，大家都在分享各自校園里的新變化。有的推行漢服，有的普及《三字經》，有的推行“禮”的教育。總之，無論中小學還是幼兒園，各種各樣的愛國主義教育在蓬勃發展，相信不遠的將來，就能形成良好的氛圍。

繼續和更多年輕人交朋友

記者：發揮雙重積極作用，是港澳委員重要的履職內容。您覺得，未來該怎樣將之與香港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工作相結合？

陳卓禧：首先，我們要積極把中央政策盡可能多地轉化成香港市民特別是青少年能夠理解的方式、內容講出來，結合中央政策講好中國故事、香港故事。也要積極提出自己的看法、建議，為中央的決策、特區政府的依法施政提供參考。

其次，還是要沉下心來，從小切口入手。要時刻懷有歷史使命感。我曾經和我的同事、學生分享過，不要小看我們一個小小的舉動或者一點小小的貢獻，可能對歷史會起到意想不到的積極作用，甚至成為改變歷史的小轉折點。2017年那段視頻，我本來只是出于本能站出來反擊歪風、弘揚正氣，這個小小的舉動，沒想到在互聯網上發酵后，在歷史中留下了痕跡。

記者：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始終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特別是團結和爭取香港青年人，引導他們愛國愛港、維護國家權益和民族尊嚴，還會面臨很多困難，您有信心嗎？您接下來還有哪些打算？

陳卓禧：信心，始終在我內心深處。我當了很多年老師，教過很多小時候不乖的學生，當時批評多了，甚至會遭到他們的憎恨。但是長大后，很多學生會返回頭感謝我。成長，都是在碰碰撞撞中實現的。

最近這幾年，我在政協履職中學得多、看得多，站位也高了，信心更加增強。我對許多老朋友說過，香港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是一個宏大的課題。我們有時候像是駐守在坑道里的部隊，或許面對的不是最大的戰場，也不能面對面接到最高指令、了解最全面局勢，但是所有人守好自己的陣地，一定就會奪取最后的勝利。

未來，我們還要和年輕人多交朋友。以往跟他們交流，或者帶領團組去內地培訓、參訪，我并不希望以全國政協委員或者校長的身份和他們相處。我就是一位長者，甚至就是他們的朋友，與他們最平和、最親切地交往。朋友之間，共同的認知很容易被鞏固，也不容易被外力破壞。

記者：香港現在正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會不會有一些負面情緒的出現？新的時代背景下，您認為港澳青年應該怎樣做才能抓住機遇，融入“建功新時代”的浪潮中？

陳卓禧：任何事物都需要一分為二地看。疫情揪心，這是實際存在的。我來北京參加全國兩會，一時間還難以從香港疫情困擾中走出，擔心我的同事、學生以及我的家人。但返回頭來看，疫情嚴峻的情況下，中央給了香港非常大的援助。青年人自然會看到，危急關頭，是誰在支持香港？疫情過去，經濟要復蘇，又是誰才可以給香港帶來動力？我相信他們會有共鳴，不需要說更多。

今年適逢香港回歸25周年，在國家的支持下，已經由亂轉治的香港，一定能夠恢復往日生機，進入全新時代。香港必須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這個道理人人都該明白。

我們當老師的也最清楚，讓學生信服，最主要是讓他學有所成，并為他帶來實際效益。所以，我也相信，當更多的香港青少年在祖國快速發展的洪流中抓住機遇、創造業績，他們就會對愛國主義理解更深、共鳴更強。驕傲中國人，建功新時代，香港青年不會掉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