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李克強總理所作政府工作報告中，12處提到“數字”二字，令人印象深刻。

全球視野下，數字經濟發展是條新賽道。在提升本國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程度基礎上搶占全球數字經濟戰略“制高點”，我們需要分幾步走？要推動政府與市場實現在數據要素上的交接，我們在“拆廟”的同時又該建立起怎樣的分工制度？被業界熱議的元宇宙，在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方面有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坐在全球數字經濟的“第二把交椅”上，中國未來朝哪個方向“奔跑”才有可能轉換到“第一把交椅”上去？圍繞這些話題，全國政協委員、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長屠光紹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

■ 文/本報記者 崔呂萍

■ 圖/本報記者 姜貴東

成績是干出來的，差距是比出來的

記者：根據2021全球數字經濟大會的數據，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已經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二。您認為能有今天這樣的規模，得益于我們哪些嘗試？

屠光紹：成績的取得離不開實干。我國數字經濟發展能夠位居全球前列，我認為有這么幾個原因。

一是黨中央、國務院把數字經濟發展的戰略規劃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不斷明確數字經濟發展的戰略定位，各級黨委和政府也都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政策，這為數字經濟加快發展提供了重要引領。

二是我國高度重視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在數字產業化方面不斷加大推進力度，而且持續時間長、參與者眾多、協同力度大。

三是我國在產業數字化方面注重發揮市場機制和市場主體的作用，既支持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的創新，又重視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

四是數字經濟發展具有廣闊而巨大的國內市場需求，這是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優勢，也是重要基礎。

五是我國對外開放不斷擴大，積極融入全球數字經濟的發展。數字經濟發展是全球大趨勢，在這一過程中，我國數字經濟也與其他國家數字經濟進行了很好地互動、融合、分享。

可以說，數字經濟發展的具體成果體現在我們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共享出行、飲食外賣、網上購物等。

記者：在充分肯定成績之余，我們也看到，美國數字經濟在GDP中占比超60%，我國這一數據比值僅約為38%。也有業界人士強調，差距的產生源于泡沫被擠出，泡沫擠出加之監管政策到位，則有利于未來數字經濟更快更好發展。對此您怎么看？

屠光紹：要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對中美之間在數字經濟發展方面進行深入比較。

美國數字經濟規模全球排第一，這是有數據做支撐的——中國信通院數據顯示，2020年，美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13.6萬億美元，占全球比重的41.7%。中國雖位列“老二”，但規模為5.4萬億美元，與美國差距不小。如果看相對指標，也就是數字經濟在GDP中的比重，我們不僅低于美國，甚至還低于亞洲一些發達國家。如果算人均，我們的數據則會更低。

簡單認定相關指標較低源于“我們在擠泡沫”的解釋，并不客觀。因為全球數字經濟發展是建立在數據安全基礎上的。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在發展數字經濟的同時，也做了大量維護數據安全、推動隱私保護的工作。

我們要做的，是找到存在差距的真正原因。

首先是產業結構問題。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一二三產業比重是不同的，而從數字經濟發展的特征和過程看，農業的數字化滲透率偏低，工業制造業數字化比例要高一些，服務業數字化比例更高一些。提高我國農業的數字化水平是今后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領域，需要在農村數字基礎設施、農業數字化轉型、農民的數字化獲得等方面加大推進力度。

雖說我國第三產業的數字化程度很高，線上服務業高度發達，但由于服務業占我國GDP的比重低于美國等西方國家，因此差距的產生也在所難免。

好的跡象是，改革開放后我國服務業呈現出快速增長態勢。近兩年，隨著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的成功舉辦，以及一系列支持政策的落地，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在一步步提升。如果農業數字化進程也能跟上來，則將對提升我國數字經濟的規模和占比形成強勁動力。

其次是區域發展問題。相對來講：西方發達國家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的情況要少一些，發達程度更高；我國國土幅員遼闊，區域、產業發展都不平衡，東部沿海地區以服務業為主，經濟發展水平高，中西部一些地區剛剛脫貧，數字化水平偏低。如果我們能不斷依靠基礎設施和政策扶持，提升偏遠地區的數字化能力，則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對數字經濟的制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全球來看，數字經濟在不同產業的滲透率都是有數據可循的，因此要客觀、科學且全面地看待我國和其他國家的差距，同時要看到，隨著我國高質量發展的不斷推進，數字化水平一定會持續提升。

搶占數字經濟“制高點”，還需擴大“朋友圈”

記者：誠如您所言，在數字經濟發展方面我們既有優勢也有短板。那么未來要推動數字經濟全球競爭與合作，我們的抓手是什么？又要應用好哪些“朋友圈”？

屠光紹：我認為，我們既要在推進國內大循環中促進數據要素流動配置，提升數字經濟發展，也要參與國際循環，通過進一步開放，在全球數字經濟貿易和數據流動中搶占先機。

過去一談貿易，我們馬上就能想到貨物貿易。現在，推動服務貿易發展已成為全球一大趨勢，而服務貿易中信息技術、數字數據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同時，傳統的貨物貿易也在實現數字化轉型，提高數字化含量。因此，我們需要通過數字化更好地服務和支持“雙循環”，更好地適應全球新的資源配置需要。在開放過程中，我們要更加注重推動制度型開放，這是全球數字經濟發展中的關鍵內容，而制度性開放要通過規則、規制、標準、管理等來實現。

記者：在您看來，數字經濟全球競爭領域，我們最該掌握卻暫未掌握的“制高點”是什么？要實現這一戰略目標，我們該如何努力？

屠光紹：全球數字經濟競爭與合作，戰略“制高點”主要有三個。

一是核心技術。這個領域我們存在短板瓶頸，集中在高端芯片、操作系統、工業軟件、核心算法與框架等方面。同時我們也有長處，比如在5G及新材料方面，我們有領先優勢。但總的來講，核心科技短板補不齊，數字產業化就會受到制約，也會對產業數字化形成限制。

二是數字規則。當前全球化面臨新的格局，從過去的多邊化變成了區域化、群體化，這就要求我們各種“朋友圈”都要進。從現有“圈子”看，中國不僅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還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也在積極爭取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這種朋友圈之間的競爭，其實就是規則、標準和制度的競爭。而數字經濟制度的競爭又決定著下一步發展的主動權和后勁兒，誰在這些方面擁有更高水平，誰就掌握了影響力和話語權。

三是市場主體在數字經濟方面的創新與推進能力。市場主體的創新能力、技術的研發投入、數字化改造等，在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中發揮著基礎作用。發揮好市場主體的作用，也是搶占和鞏固制高點的關鍵。

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不妨再拆一次“廟”

記者：在您看來，在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之間，誰的轉型更難但更有意義？

屠光紹：從定義上看兩者是相互關系，從動態來看雙方又存在互動關系。

可以確認的一點是，數字基礎設施必須要實現產業化，而一定規模和水平的數字產業化，也必然為產業數字化做支撐。我們在看待產業數字化轉型時，要關注到產業內部企業之間的競爭，勝出者的顯著特征，是通過數字化應用提高了效率、優化了資源配置，進而滿足了市場當下和今后的需求。

同時，這“兩化”又都面臨挑戰：數字產業化要求數字技術具備引領性；產業數字化的過程其實就是數字和數據資源運用的過程，而圍繞數據資源開發運用、要素流動和保護方面的問題，也亟待破解。

記者：2020年4月9日，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將數據定義為繼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之后的第五大生產要素。從當前看，您認為相比應用端的火爆，在數據要素確權工作方面，我們應理清哪些邏輯、順序？

屠光紹：從當前市場對企業估值的維度看，數據的資產形態已經得到了認可。但如果從資產形態的完整性角度看，數據的資產身份有待進一步確認，還需通過另外兩個維度來給出回答。

一是法律維度上，要回答數據資產確權問題，這涉及規則標準制定、程序和管理問題。

二是會計制度上，要明確數據的資產“身份”。一直以來，企業會計報表里，數據要素的開發被定義為“中間投入”，也就是承認了它是要素，但并沒有將其定義為資產。

數據從要素變資產，這是“驚險”的一跳。一旦跳轉，數據就可以和其他資產一樣，可以有序規范流動，資產的信用化甚至是資產證券化的大門也會開啟，資產的價值就能進一步提升。

當然，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即使數據作為資產，數據的資產屬性、資產形態、資產特征等與傳統的資產也是大不相同的，這必然會對數據資產的規則、管理乃至資產配置都提出新的課題。

從這個意義上看，數據作為資產的進程只完成了一半，還有很多基礎的工作需要做。當然，你會說，全國已有幾十家數據交易所了。是的，這說明各地都在搶先布局數據市場，但實際上它們的交易量很低，這就告訴我們數據要實現充分流動和交易，還需要體系支撐和眾多基礎性配套。換句話說，數據資產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僅中國如此，這也是個全球性的問題。

但我有一種感覺，是形勢比人強。我們還是要通過市場化的辦法來推進這件事——先把數據資產交易平臺建起來；同時引入第三方機構來做數據資產認證、確權、數字要素組合的事，發展各類“數商”，形成數據要素產業鏈和生態；通過市場機制創新出新的市場形態，深化新的市場功能。這個過程中，政府的作用是對整個數據市場形成“包容性”規范，給予市場發展空間。

記者：如果以您的這個思路看此刻我們的進展方向與節奏，您做怎樣的評價？

屠光紹：現在最緊迫的事是最大化地釋放數據資源，形成更完整的數據要素。數據資源中有很多是公共數據，這些數據掌握在政府部門里。政府不是不想釋放數據，但其長期形成的管理體制都是條線化的，容易形成“數據煙囪”和“數據孤島”，制約了數據資源的開放。

要破解這一難題，就需要政府在數據管理體制上做出大的改革——比如想方設法把部門里管數據的“廟”拆了，引導數據向一個系統集中。現在各個省市都成立了大數據局，但大數據局與省里各部門之間還處于相持階段。未來這種關系一旦有了突破，就會變各個部門擁有數據為各個部門共享一個系統中的數據。

猶記得，上一次我們談“拆廟”，是在改革進程中推動各政府部門不再管理人財物、產供銷，把這些市場資源推入市場，讓市場來配置要素資源。最近幾年的改革，比如大家熟知的自由貿易區，它的核心要義就是負面清單制，推動政府放權，市場主體在資源配置上擁有更多的自由和便利，政府更好地發揮制定規則、強監管的作用。

當年能“拆廟”，現在也不妨再“拆”一次。對比來看，我國的消費市場數字化轉型之所以做得好，原因主要在于消費數據集中在市場上，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更高；而物聯網、工業互聯網大量數據在政府或相關機構手里，市場配置數據資源的機制和功能尚需完善，數字化轉型的速度就偏緩慢。因此我們說，政府要做的事就是把要素推向市場，同時在保障數據安全、維護數據市場秩序、規范數據市場行為等方面加大供給，為市場有效利用數據資源來提供好的環境。

記者：相較于其他行業，我國金融領域的數字化程度處于金字塔尖位置。圍繞金融科技，我們也有不少討論。未來在推動數字經濟方面，您認為金融科技還有哪些可以突破的點？

屠光紹：金融是用來服務所有行業的，所以金融行業的數字化轉型升級將有利于所有行業。換句話說，“活水”變得更有養分，它“灌溉”的土地才能更肥沃。

我的一個判斷是，我國金融科技發展的下一步是開放金融。過去，我們說金融科技，只是一味強調其他機構數據要向金融機構開放，金融機構再依靠金融科技，更好地服務實體企業。比如商業銀行既通過大量數據給小微企業做精準的信用畫像，擴大了為小微企業貸款的覆蓋面，也提高了金融服務的效率，降低了服務成本。

現在，這件事還在做，但這只是第一步，我們也要走出第二步，走到金融科技下半場，也就是構建開放銀行和開放金融體系，將銀行及金融機構掌握的數據向社會開放。

之所以要這樣做，原因是雖然銀行掌握了大量數據，但變化無處不在，個性化的需求日益增加，銀行無法滿足所有市場主體的個性化金融服務，這時就需要將數據開放給第三方機構，用你的數據，去為創新型企業提供金融解決方案，再將這些方案轉換成銀行服務能力，賦能實體。

舉個例子，當年我國第三方支付機構的產生，也是為了提升銀行服務企業的能力。這兩者之間有分工：大企業的支付業務，銀行可以直接來做；小微企業多樣化且需要控制成本的支付業務，由第三方支付機構開發軟件來滿足，之后第三方支付機構再去和各家銀行鏈接。

由此可見，第三方支付嵌入銀行體系有其重要現實意義，可以助力銀行更好地服務小微企業、也可以為銀行節省服務成本。這也是產業分工越來越細帶來的好處。

以這個邏輯我們來看金融科技，它固然可以幫助商業銀行更好地服務小微企業，但還是滿足不了中小企業對于金融服務量身定做的需要。這時就需要再次引進第三方來做這個事，拿銀行的數據做細化服務，特別是服務產業變動、科技企業發展領域，銀行看重這些企業，金融科技也可以獲得再一次提升。國際上，這樣的案例已有了一些，國內一些金融機構也在試水?？偟目?，金融科技基礎底子好的機構，升級的速度也就越快。

在這種合作過程中，銀行和第三方機構的關系也要明確。我建議，圍繞“制定標準、聯通數據、構建生態、合理監管”這四大步驟，制定并完善相關引導性政策，加快制定統一的行業級應用程序編程接口（API）技術標準，促進各方共建開放金融生態，助力中小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

一提元宇宙就想到游戲？可為現實場景改造“打前站”

記者：談到元宇宙，您怎么看待資本對于它的熱捧，是需求使然嗎？

屠光紹：大家一聽元宇宙都覺得云山霧罩的，其實它就是虛擬與現實結合技術，這項技術本身是有存在價值的。

舉個例子，傳統產業體系的改造，如果我們沒有一個虛擬工廠先去測試、改造和調配的話，直接到現實工廠里去硬碰硬，試錯成本很高。而且有些改造也許只是要完善系統中的某一個環節，在保障整套體系在改造的同時不能停擺的前提下，我們很難將這個環節從整個體系中拎出來。如果通過虛擬技術如虛擬軟件設計先去虛擬空間還原場景、進行改革設計，然后再將測試好的系統植入現實場景，這能有效避免重復改造。眼下來看，很多人一提元宇宙就會想到游戲行業。如果將來這個技術能夠和產業數字化、工業互聯網都能結合上的話，那么它能幫我們干更多現實場景下不方便貿然去做的精細活兒。

元宇宙技術的底層支撐，包括芯片、人工智能和網絡，要做到完全接近現實，就需要技術集成。

記者：對于被“幣圈人士”看作是“數字黃金”“避險資產”的比特幣，或與之類型相似的加密數字貨幣，您認為其投資風險體現在哪些方面？

屠光紹：加密貨幣的底層技術是區塊鏈，區塊鏈有不能復制、篡改等特點。其在海外發行有多種原因，但它畢竟不是法定意義上的“幣”，而是自發組織的，也有人將其定義為加密資產，我認為這比較準確。如你所說，參與其中的確要面臨很多不確定因素。

另一種比較火的非同質代幣（NFT）也有應用價值和場景，比如藝術品投資，滿足了一部分投資者的需要。

境內投資者參與加密資產的跨境投資，需要考慮幾類風險。一是合規性風險。我國境內對于資金跨境用途是區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并且有嚴格的管理，跨境資金流動必須合規。二是交易風險。交易方式、交易對手、交易程序等都可能存在風險環節。三是市場風險。這類加密資產價格變化受各種影響，表現為價格的大幅波動，一般投資者難以承受。

“期待有一天，我們變成‘老大’”

記者：您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未來有什么想法？

屠光紹：我有三點期待。

第一，我們現在越來越重視數字經濟發展，這件事要堅持做下去。只要堅持改革開放創新，就一定會不斷取得進步，對此我非常期待。

第二，數據市場的不斷發育和完善，會為數據資產化提供有力支撐，會帶動物聯網、工業互聯網，會推動交易所和數據商的合作。加之政府數據開放，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將形成更為良好的發展局面。

第三，中國如果想在下一階段的國際競爭中擁有更大的競爭力，就應把握好全球數據流動、數字貿易這一新賽道，進而經過不懈努力和開放合作，持續提升我國數字化在全球的競爭力和影響力。期待有一天，我們能從“老二”變成“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