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2年大學畢業后一直在高校從事教學科研及編輯工作，是高教戰線的一名老兵。受組織信任，有幸成為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四年多來，我時刻牢記政協委員的職責使命，在本職工作的身邊事、近前事、業內事中，注意發現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問題，分析思考其可能會給國家、社會和事業發展帶來的不利影響，深入調查研究，多方征詢界別人士的意見，積極反映界別人士的建議和訴求，探尋解決問題的途徑，從專業的角度積極建言，履職盡責。

張博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語言大學二級教授

我所在的北京語言大學素有“小聯合國”之稱，是中國唯一一所以對來華留學生進行漢語、中華文化教育為主要任務的國際型大學。我在與國內外中文教師和留學生長期接觸中察覺到，外國學生對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和發展邏輯缺乏了解，有的外國學生聽不懂，不感興趣。如何針對國際學生這一特定群體的語言能力、認知結構和文化心理，引導他們主動發現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認識中國政府的治國方略，理解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經過與業界專家和一線教師深入交流，我認識到，應當以國際學生聽得懂易接受的話語、真實而富有感染力的素材、多元敘述主體和對話性語態，給國際學生留有進入教材或教學的充分空間，與中國好故事有共享、有共鳴、有對話。由中文教學進一步關注中外人文交流，我發現，當前我國的國際傳播也存在較強的宣介性，傳播實效還有待提升。2021年全國兩會期間，我在致公黨、僑聯、對外友好界政協委員聯組會上，就“淡化中外人文交流傳媒作品的宣介性，增強紀實性和感染力”作了專題發言。會后以《政協信息轉送件》形式將該建議轉送有關部門。

我擔任語言學核心期刊《世界漢語教學》主編十余年，連任兩屆校學術委員會主任，對論文抄襲、重復發表、數據造假等學術不端事件時有接觸，對中國作者因學術失信屨被國際期刊撤稿給國家誠信形象帶來的損害更深感憂慮。在調研中我發現，盡管黨和國家近年先后發布多種文件，體現出對科研失信厲行懲處的堅定決心，但學界和管理部門仍多以個別事件對待科研失信行為，未能高度重視學術不端和學術腐敗的嚴重現狀及惡果，處罰也基本上限于行政范疇，治理難有明顯成效。為進一步推動懲處學術不端落到實處，我于2020年兩會期間提交《關于落實兩辦〈意見〉、健全學術不端監督懲戒機制的提案》。該提案得到提案承辦單位科技部的高度重視，2020年12月3日，我應邀走訪視察提案辦理情況，科技部負責同志詳細回應了提案辦理情況，告知提案中的建議有的已經“落地”。有中央媒體對此進行報道，相關新聞被數十家網站和微信公眾號轉載，受到社會廣泛關注，為推進學術誠信建設起到積極作用。

近十年來，在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探索的基礎上，在黨和國家有關部門多個文件提出的“準聘與長聘相結合”政策導向下，越來越多的高校開始推行“準聘－長聘”教職制，這對引入競爭和流動機制、激發青年教師的潛能起到了積極作用。然而，通過與青年教師的接觸交流及對相關輿情的追蹤調研，我發現，目前高校“準聘－長聘”制改革側重于“準聘”制，在高校自行設立的“非升即走”條款中，普遍存在重科研輕教學、唯量化指標論、量化指標不盡合理等問題。其后果是：青年教師學術研究的目的從理論創新和解決實踐問題異化為升職達標，在“不發表就出局”的重壓下，不敢挑戰開創性、周期長或存在失敗風險的研究課題，不愿承擔團隊服務和合作任務，對教學工作更是敷衍應付；將主要精力放在拆解博士論文追求期刊發表，或是炮制沒有實質性研究的應景文章，甚至出現一稿多投、重復發表、抄襲剽竊、偽造研究數據等學術不端行為。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重視和解決，不僅會使高校在師資遴選中將袁隆平（工作12年后始發首篇論文）那樣的創新人才拒之門外，更為嚴重的是，會抑制青年教師的學術熱情和創新精神；且由于青年教師無心教學而影響本科生創新能力的提升。

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將“建設高素質專業化創新型教師隊伍”列為面向教育現代化的十大戰略任務之一。如何落實這一戰略任務，有效破解振聾發聵的“錢學森之問”：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我認為，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是關鍵。因此，2022年全國兩會期間，我提交了《關于立足培養創新型人才完善高校“準聘-長聘”制的提案》，得到社會和有關媒體廣泛關注。

這幾年，我還針對本職工作中發現的問題，從專業的角度提出過《關于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推廣普及差別化區域支持措施的提案》《關于借助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實習援助民族地區推普的提案》《關于加強國家應急語言服務能力建設的提案》等，都得到有關部門的重視。

此次全國政協“委員讀書漫談群”組織的委員履職經驗分享活動特別好。我看了前面40多位委員的履職故事，對他們的擔當精神由衷敬佩，學到了很多履職經驗，更看到了自己與其他委員的差距。今后，我將以他們為榜樣，加倍努力，不斷提高自己履職盡責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