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社會進入新時代，亦對鄉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鄉村治理作為社會治理的重要基石，其現代化進程不僅關乎農村社會的和諧穩定，更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環節。

目前，我國鄉村治理正實現從“管理民主”邁向“治理有效”的轉變，黨建引領“自治、法治、德治”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正在完善中，各地亦涌現出不少積極的探索案例。

本期民意版聚焦鄉村治理。

——編者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提升社會治理效能”，明確了社會治理有助于夯實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的基礎。進一步看，鄉村治理是社會治理的基本點，是國家強盛、民族團結、社會安定的基本謀劃，要通過黨政領導負責、基層民主協商、社會公眾參與、全面法治保障等環節，建立健全黨領導下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幸福鄉村。

鄉村既是基層社會，又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基本單元。鄉村治理一頭聯結著基層社會治理，基層安則國家安，一頭聯結著鄉村振興，鄉村興則國家興。

社會是人類生活的共同體，關系與行動、公共與私人、團結與合法性等經典范疇都在社會中不斷維持、再造。生機勃勃的變化、流動與交流在基層社會展開，各種各樣的矛盾、沖突也在基層醞釀、發生甚至激化。完善基層社會治理，要讓政策信息下達群眾、讓群眾需求及時上傳，協調利益、紓解民情，有效化解矛盾，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發展。

鄉村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立足之地，是新時代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的關鍵，是城市化、工業化、全球化等浪潮沖擊之下不可忽視的文明根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之路要以產業興旺邁向共同富裕、以生態宜居邁向綠色發展、以鄉村文明建設將農耕文明提升到社會主義新階段，以發展保障治理、以振興提升治理水平。

另一方面，中國地域廣闊、自然環境復雜、區域發展各有特色，鄉村治理在不同地區面臨著不同的挑戰，可以說，有多少類型的鄉村社會，就有多少種鄉村治理難題。解決難題的關鍵在于，黨的領導是共同的思想引領，人民群眾的實踐不斷促發智慧方案。在考察、學習中，我們深切體會到，鄉村社會治理是系統工程，黨建是引領，隊伍是關鍵，人民群眾是動力源，經濟發展是治理基礎。

 堅持以黨建引領鄉村治理

做好鄉村治理，首先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論述，堅持黨對鄉村治理的全面領導。重點推進治理權力與治理責任相匹配，層層落實領導責任，加強管理，服務基層；完善政策體系，規范治理行為；推動資源向基層下沉、向邊際收益最大的地方投送；強化基層黨組織建設，適應群眾需求和社會變革，創新黨組織設置、管理、動員和活動方式。

在浙江、西藏、云南等地調研時，我們看到大量年輕的、生機勃勃的駐村干部、鄉村振興專干，搭建了一個會用心、善用力的鄉村治理骨干隊伍，切實壯大了鄉村治理力量。在西藏阿里地區普蘭縣巴嘎鄉的村史館中，當地村民搜集整理了不同時期的檔案資料、新聞報道、民間文書等，列出了崗莎村的歷任班子成員，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人民公社時期到改革開放以來的基層干部和不同時期的治理實踐一一展現，生動刻畫了基層黨組織的鄉村治理歷程。

 全面提升鄉村社會“三治”融合的治理能力

提升鄉村治理能力，三治各有重點、彼此又有機聯系，以自治為基、法治為綱、德治為魂。

我們在西藏自治區調研時發現，黨委政府結合地方特色，進一步統籌推進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的“五治融合”，著力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有引領正確的政治格局、有深入基層的法治保障、有鮮明的道德模范感召、有地方文化煥發生機、有高新技術作為手段，鄉村社會展現新顏，民族團結再譜新篇。

托林寺片區管委會主任曲桑在匯報當地文物保護、寺廟管理時，用豐富的細節梳理了西藏佛教后弘期、即公元11世紀初以后的歷史，強調這是佛教中國化的重要階段、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共同體不斷保持開放、自我更新的體現，充分體現出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團結在一起，不僅是當前的現實，而且有歷史的淵源。

法治是鄉村治理的基本保障，又是全面依法治國的前哨。一方面要加強鄉村治理的相關法律法規和制度體系的建設，提供全面充分的法律資源，另一方面要加強具體的、貼近農民生活和需要的普法宣傳，培育以村干部、人民調解員等為重點的法治帶頭人，引導干部群眾將法治思維落實到治理實踐，主動作為，突破困局、僵局，化解矛盾，增進共識。

推動農耕文明和現代文明要素的有機結合，還需要加強自治能力、提高德治水平、反對陋俗迷信、建設精神文明，創建村民議事會、鄉賢參事會、民情溝通日、村民說事等各種形式的自治方式，反映民情、化解矛盾、幫扶救助、促進和諧。其中，諸如愛國衛生運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移風易俗等內容可納入村規民約，變成具體的、與每個人有關的條文，約定而俗成，鄉村居民的日常行為得以潛移默化地改變。在各地調研中，可以看到不同時期的村規民約，既體現了時代特征，又具有內在的道德與價值觀念，特別是，群眾積極參與制訂、落實村規民約，本身就是法治、自治、德治“三治”融合的過程。

 積極提升城鄉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基層問題千變萬化，基層發展重點與時俱進，群眾需求不斷更新，相應地，對治理手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西藏地廣人稀，情況復雜，依靠傳統治理手段已難以滿足時代需求。

在拉薩八廓街道魯固社區，年輕的社區工作者在“全科社工、全能服務”的鮮明目標之下，對標群眾需求、提升即時反應能力。在札達縣托林鎮札布讓組，高新技術為新型民宿建設和運營提供了便利，為社會治理插上了翅膀。信息化手段有助于及時感知社會動態，暢通信息渠道，有助于克服部門的、區域的種種間隔，輔助及時、有效、正確決策。

積極發揮各級政協組織及基層政協委員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

在黨組織領導、全社會共建共治共享的城鄉治理格局之下，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人人盡責，強調需要推進協商共治，各級政協組織與政協委員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完善基層民主協商制度，堅持協商于民、協商為民。

在西藏，調研團隊看望了政協第十二屆西藏自治區委員會委員強巴遵珠、政協第十一屆阿里地區委員會委員馬艾乙布、政協第九屆札達縣委員會委員索朗白姆等老委員，聽取了他們在地方社會治理、文化繼承與創新等方面的成就與期待。政協協商與基層治理有效結合，既有助于委員提升議政建言能力，又有助于治理效能的提升。

社會治理從來不是單方面的行動，而是所有相關主體通過有效整合而形成合力的過程，是全民參與的大合唱。鄉村每個治理主體應相互協同，共同治理，才能實現各個主體間的良性互動，為社會治理現代化提供一個有序的發展空間。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