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6項改革舉措

　　已分解到專項小組

　　在內設機構和人員組成的輪廓已經日漸清晰之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工作事實上也早已經在陸續推進。

　　根據公開報告梳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已經分別于1月22日和2月28日開過兩次會議。習近平總書記作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主持召開了這兩次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在2月28日下午召開的第二次會議上，習近平強調，全面完成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改革任務還有7年時間，起跑決定后程。2014年工作抓得怎么樣，對起好步、開好局意義重大。要把抓落實作為推進改革工作的重點，真抓實干，蹄疾步穩，務求實效。

　　據施芝鴻介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已經把十八屆三中全會列出的336項改革舉措全部分解到位，明確了各項改革舉措的牽頭單位、參加單位和成員單位。下一步將在集中各方面智慧的基礎上，盡快確定這一輪改革的突破口。

　　權威聲音

　　全面深化改革很快

　　就要進入“施工期”

　　施芝鴻，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好像指揮三大戰役的前敵委員會

　　北青報：改革領導小組的功能，將來會承擔更多類似于智囊機構的功能，還是會有更實際的權力來推進改革？

　　施芝鴻：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有四個方面的功能，而不僅僅只是智囊的功能。中央成立深改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總體設計包括頂層設計和分層對接設計，統籌協調就是上述“5+1+1”等各個領域的全面深化改革要有一個辦公室來協調，還有推動和落實的問題。所以它不只是智囊機構。打個比方，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是整個改革的前沿指揮部，而設在中央政研室的辦公室則好比是前沿指揮部的一個參謀機構，就像毛主席當年指揮打三大戰役時的前敵委員會。

　　這個機構沒有自己特殊的部門利益

　　北青報：有人擔心，深改組辦公室會不會成為下一個發改委？

　　施芝鴻：絕對不會，中央的深改組本身是一個超脫于現有的各個部委辦和各個地區的機構設置之上的，高層的、權威的改革領導機構，這個機構沒有自己特殊的部門利益，也就是沒有自己的既得利益，它完全是站在全黨、全國、全民族利益的高度，履行上述四個方面全面深化改革的整體功能。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辦公室所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也是清水衙門中的清水衙門，不批權也不批物，沒有權力尋租的空間，沒有權錢交易的可能，能夠站在黨和人民利益的高度，來協助設計全面深化改革總體思路、分層對接思路，并針對改革中出現的傾向性問題，及時向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提出意見和建議，來沖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打贏這場改革攻堅戰。

　　短時間內分解336項改革舉措

　　北青報：深改組現在是不是已經開始具體運作了？

　　施芝鴻：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已開了兩次全體會議，習總書記作為組長，在兩次會議上都作了重要講話。經過這一段時間緊鑼密鼓的工作，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六個專門小組，以及設在中央政研室的辦公室，已經把十八屆三中全會列出的336項改革舉措全部分解到位，而且梳理后，正在明確每個領域的改革重點，很快就要進入“施工期”。

　　我可以告訴大家的是，這個辦公室的工作是緊張的、高效的、盡職的。在春節期間，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六個專門小組的好多領導和工作人員都沒有休息，才能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分解了十八屆三中全會列出的336項改革舉措的牽頭單位、參加單位和成員單位。

　　深改突破口或在“法治國家建設”

　　北青報：改革千頭萬緒，那么深改組推進改革的突破口會在哪里呢？

　　施芝鴻：關于這個問題，我舉個例子。我們全國政協社科界的劉樹成委員是社科院經濟所的研究人員，在中央領導同志來聽取我們聯組討論的時候有個發言。他在發言中認為，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就是加強法治國家建設，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歸根結底最重要的是法治化，他建議中央把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他講到這里的時候，中央領導同志插了一句話，“劉委員，你的意思是說把法治建設作為突破口嗎？”劉樹成委員說“對”，中央領導同志頷首表示肯定。我當時注意到這個細節。

　　現在究竟怎么來選擇改革突破口？我想下一步深改組包括下設的六個專門小組，以及設在中央政研室的辦公室，會及時匯總梳理各方面的意見，還有全國各個省市自治區成立的各地的深改組，他們也會梳理出來意見，最后還會有一個更完整的匯總，最終找出真正的突破口在哪里。我認為，改革的突破口應該是“牽一發而動全局”的領域，像當年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經濟特區，都成為了“牽一發而動全局”的改革舉措。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會怎么選擇？劉樹成委員提出的這個思路不無道理，如果法治是突破口之一，那法治領域更具體的突破口落在哪一個措施上？這還要尋找。

　　我相信，在集中各方面智慧的基礎上，這個突破口會盡快明確的。

　　要突破思想觀念和利益固化藩籬

　　北青報：這一輪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礙在哪里？

　　施芝鴻：障礙有兩個，一是思想觀念的障礙，一是利益固化的藩籬。小平同志南巡解決的是“社會主義可不可以搞市場經濟”的問題，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啟動的全面深化改革是要解決“怎樣搞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是有效率的，也是公平的，既是能夠激發活力的，也是能夠便于治理的，能夠形成一個全國統一的市場體系，打破目前市場秩序失序、市場規范失范所導致的種種不公平競爭，以及大家反映強烈的各個方面的利益差距問題。如果這個問題在這一輪改革中搞好了，我們就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更加發展，也使我們國家治理體系更加現代化。

　　委員建議

　　遲福林：地方深改組不能流于形式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中國深化改革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利益調整，每一項改革背后都是利益關系。建立深改組的最大目的就是在協調利益關系上發揮重大作用。

　　而對于如何協調，遲福林認為，有些部門的改革方案不能“自己改自己”，在深化改革過程中，包括部門立法等都需要征得深改小組同意，需要協調和上報；此外，改革有了方案后需要推動，深改小組起到重要作用。

　　對于各地成立的深改組，遲福林認為不能流于形式，也不能成為一個秘書班子，應該成為強有力的專門的工作協調機構，此外還要和社會各方面結合，吸取多方面意見和建議，才能推動改革。

　　遲福林強調：“沒有強有力推動的改革很難，今天的改革應該靠強有力的推動，但這種強有力的推動不該等同于集權。”

　　王長江：不能有繞難題走的慣性

　　3月10日，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王長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改革路徑是先易后難，從最能形成共識的方面漸進改革。但當前已進入全局式改革階段，不能再有繞著難題走的思維慣性。

　　王長江認為，深改組將改革權收回中央，是打破現有權力格局，進行重新配置。同時，三中全會也提出要將頂層設計與地方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里面既包含權力集中，也包含給地方積極性，意在科學分配權力。

　　王長江還曾提出建議，頂層設計機構應該由退休老同志、中立的學者智囊和民主黨派人士構成，這些人熟悉經濟、政治、社會工作，但又不具體執行、沒有實權，能夠比較超脫獨立地進行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