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命題”提案引發換位思考

　　“這份提案切中了中國足球的要害，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養，需要教育部門和體育部門的共同努力。”教育部體衛藝司司長王登峰告訴本報記者，“完善的4級校園足球聯賽體系正在建立中，越來越多的學校加入到足球定點學校當中。”

　　王登峰在今年足代會上剛剛當選中國足協副主席，但早在校園足球倡議剛剛興起時，他就已經意識到，與教育相割裂的足球乃至多項體育運動，斷然無法保證青少年人才基礎——3天前，王登峰帶領教育部校園足球專項調研小組考察上海市校園足球聯盟開展情況，調研小組成員既包括國家體育總局青少司和國家體育總局足管中心干部，也包括多位學校體育問題研究專家。在王登峰看來，“上海校園足球聯盟”完全可以看作本屆兩會“青少年足球人才培養提案”的最好實例。

　　去年7月，本報曾刊登《上海校園足球放棄功利海闊天空》一稿，介紹上海校園足球聯盟發展壯大之經驗：原先隸屬于上海市體育局的“校園足球辦公室”，在2012年初教育部門組建的上海市校園足球聯盟成立后，便與后者“合署辦公”。而上海市校園足球工作的開展，亦從2012年開始交由校園足球聯盟統一指揮——在教育部門和體育部門“一收一放”的通力合作下，上海市校園足球聯盟在短短兩年間即建立起成熟體系。上海市校園足球聯盟秘書長游松輝告訴記者，兩年前“獨立成章”的足球系統相應年齡段注冊球員大約2200人，這囊括了所有隸屬于體育行政管理部門以及職業俱樂部各級梯隊、預備隊的注冊球員，但校園足球聯盟推廣兩年，第一年新增的注冊球員（參加聯盟競賽學生球員）超過4000人，第二年參加聯盟比賽的學生球員就達到7000人，在游松輝看來，擁有接近300所中、小加盟學校的校足聯盟，將是足球運動在青少年中普及的最雄厚基礎，“明年爭取發展到1萬人，難度大嗎？”

　　“我一直覺得讓足球回歸教育是一個‘偽命題’，‘體教結合’的說法是因為我們自己把它們割裂開了，體育本身就是教育的一部分，職業體育和精英體育才是有特殊意義的市場產品，那是塔尖，但我們通常說的針對適齡學生的體育，基本上全是教育。”游松輝的另一個身份是同濟大學體育部主任，對于“體育”和“教育”的關系，他希望自己的觀點可以影響到更多教育工作者和體育工作者，“我們堅持做全市校園足球聯盟的初衷，是認為這項運動適合學生參與，這是教育觀念的認同。足球是集體項目，是適合學校開展的最多參與人數的項目，組織孩子踢球，本身就應是學校教育的組成部分。”

　　但上海校園足球聯盟的做法尚未在全國范圍內推廣，提起青少年足球人才、提起校園足球，人們的第一印象還是眼巴巴望著操場或根本看不到操場的學生。

　　“家長肯定是盼著學校多組織孩子踢球，教育部門管這事兒就好辦了，因為以前學校有比賽都是校足辦張羅，但校足辦是足協的，校長支持還行，校長不支持就不行了。”張遠是北京球迷，他的兒子今年11歲，在一家業余俱樂部堅持踢了一年（周末半天訓練比賽），去年動了心思想去專業的足球學校上學，但一直支持孩子踢球的張遠斷然否決了兒子的想法，“首先在北京上學非常不容易，學校的教學質量有保證，我更愿意讓他把足球當愛好，現在條件好的學校還能組織孩子踢球，但大多數也就管校隊一支隊伍，所以要是教育部門要求學校讓孩子多踢球，我絕對支持。”

　　“舊體系”切割促成特色模式

　　張遠和很多家長一樣，在盼望合理政策推行的熱情背后，還存有對改革阻力的擔憂——尤其涉及到體制方面的根本性變化，張遠并不認為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養工作，能順利由體育部門轉至教育部門，“遲早要變但不會很快就變，政策就是這樣，可能會用三五年逐步轉變，畢竟牽扯面太廣了。”

　　不過在很多學者看來，家長的擔憂有些“過時”，緣于全社會對足球的關注度益發高漲，涉及根本制度的足球改革已然勢在必行。

　　“我覺得在青少年足球人才培養方面，完成從體育行業到教育行業的轉變，一點兒都不困難，或者說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困難，關鍵在于大家是不是認真去做這件事，還是就把這事停留在口頭上說說而已，我想只要高層領導下決心完成這個轉變，轉變的速度會非常快。”首都體育學院副教授劉海元告訴記者，“首先這不是教育系統‘爭權奪利’，只是職能和權限的轉移，由體育系統負責青少年足球人才培養多少年了，現在所有的弊端都顯現出來了，多少專家和學者都在呼吁重新劃分‘體育’和‘競技體育’、‘職業體育’的定義，但每次一提到這個話題，無論是體育部門和教育部門都沒有足夠的發言權，所以如果許家印的提案能夠得到批示，教育部門和體育部門共同來促進這項職能的轉變，對中國足球的好處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