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在利用外資和境外投資方面，我們將完善相關管理規定，允許個人投資者開展境外投資。”8月5日，在宏觀經濟“大總管”國家發改委的網站里，這樣一行字并沒有淹沒在發改委政策研究室所刊發的《對外開放水平進一步提高》一文中，而是被廣泛轉載。

　　這再次觸動了長期關注個人資本自由行的各方人士的神經：傳說中的個人境外投資這次真要松綁了？《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注意到，這個概念初次胎動還要追溯到2007年，此后盡管有溫州、上海、深圳、天津，甚至云桂多個城市的高調逐鹿，開閘過程卻一波三折。

　　來自國家宏觀層面的考量被認為是政策久久徘徊的重要原因。目前只有上海自貿區理論上拿到了個人境外投資的“通行證”，但細究之下也只是紙上談兵。

　　發改委的此番表態或許能成為疏導民資訴求的訊號。不過，記者從參與相關政策制定的金融監管部門一位知情人士處獲悉，中央出于反腐等決策通盤考慮，短期內還不會對個人境外投資全面放行。

　　多數經濟體“開綠燈”

　　有公開資料可查的最早關于個人境外投資的官方表態是2007年。國家外匯管理局當時曾表示，中國將逐步放開對境內個人向境外提供貸款、借用外債、提供對外擔保以及直接參與境外商品期貨和金融衍生產品交易的管理。

　　然而，這一“逐步”就空白了7年。“和機構相比，個人資本流動更靈活，對各種經濟變量的反應也更靈敏，很容易造成資本流動的大起大落，所以個人境外投資涉及到對不同投資周期的資本動向監管，中央和各地金管部門都收到過很多建言。”上述知情人士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該人士所在的金融監管部門也曾向中央遞交過試點申報書。

　　而據記者了解，由于深恐個人境外投資會成為洗錢、資產轉移的黑色通道，不少圓桌提案都顯得保守。“比如有一種聲音認為應該建立無息準備金制度，也就是個人境外每投資一筆錢，必須先將一定比例的準備金放在央行，這樣可以鼓勵延長資本流出的期限，因為投資周期越短，無息準備金帶來的財務成本也就越高。”上述知情人士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但《中國經濟周刊》拿到的國家外管局江蘇分局資本項目處2012年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在對移民中介、各級商務局、銀行個金部、民營企業主發放千余份問卷后發現，個人境外直接投資的規模普遍偏小，主要集中在100萬美元以下的區間，已經進行的投資中，規模在50 萬美元以下的占到63%。

　　顯然，若再對這些“小型投資”征以20%~30%的無息準備金，會阻礙個人資本“出海”的意愿。“在區域互聯互通這種大趨勢中，中國的資本發展還非常滯后，在大趨勢中甚至處于墊底狀態。”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張茉楠對《中國經濟周刊》坦言。

　　事實上，據《中國經濟周刊》統計，國際上多數經濟體都對個人境外投資存在不同程度的放開。其中，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等成熟市場除了對部分可能影響到金融穩定與國家安全的戰略性投資有一定審查程序外，對個人的境外資本投資均無管制。

　　“金磚國家”中，南非、印度、巴西也已經“有條件放開”。比如南非允許有良好信譽和年齡超過18歲的個人每年高達400萬蘭特用作跨境投資；印度每人每年允許向境外匯出資金不超過20萬美元。此外，泰國政府規定個人對外直接投資一年內不超過1000萬美元的無需批準；我國臺灣地區也僅對個人的境外直接投資設立了500萬美元的限額。

　　而在國內，正常投資渠道的閉塞反而催生了灰色地帶。據記者調查，個人往往利用年度5萬美元以內購匯及匯出資金的政策，通過多人次分拆，陸續將資金匯出，并將支出申報為“境外旅行”、“出國留學”、“探親”等項目，造成國際收支統計數據和個人結售匯統計數據失真，甚至通過地下錢莊流出流入，使大量的資本流動游離于監管視線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