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英勇悲壯的抗日戰爭，凝聚了中華民族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也展現了中國人民崇尚和平的寬闊胸懷。

　　一年前，一部題為《對照記：猶在鏡中》的紀錄片，讓塵封了半個多世紀的猶太攝影師沈石蒂在上海的傳奇故事呈現在世人面前。二戰期間，上海接納了近3萬名歐洲猶太難民，中國人民的仁愛與善意給予他們活下去的希望。

　　戰后，國民政府曾用中國軍艦，把200多萬滯留在華的日本俘僑送回日本。中國人民還收留了2800多名被遺棄在中國的日本孩子，在自己缺衣少食的艱難歲月里，給了他們最溫暖的佑護。1978年48歲的戰后遺孤鈴木則子回到日本后說：“遺留孤兒和遺留婦女不應該忘記擁有兩個祖國的驕傲。”

　　能夠理智地將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與日本人民分開，正確看待一個曾經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國家，對許許多多經受過戰爭戕害的普通中國人來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正因為不容易，才更加清晰地展現出中國人民的精神力量，更加真實地呈現了中國人民對戰爭與和平的思考。

　　1944年9月，美國敦巴頓橡樹園里，各國代表規劃戰后世界。一位美國代表認為，“為了世界其余部分流過鮮血的四個大國”，有權奠定未來國際組織的基礎。中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聯合國的制度安排體現了中國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貢獻。

　　二戰后，中國加入了130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300多個國際多邊條約，是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派出維和人員最多的國家。從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倡導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從主張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到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從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到提出理性、協調、并進的核安全觀……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60多年來，中國始終堅持和平發展的理念，努力“更好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這是一個渡盡劫波的國家對世界的承諾和貢獻。

　　（六）“不尊重歷史的人，注定要重犯歷史的錯誤。”二戰后近70年來，整個世界都在努力避免一次新的世界大戰。但一些國家卻總是想給戰爭的記憶貼上封條，突破戰后的各種國際規則和制度，在隱瞞、遺忘與歪曲中，重新走上歷史的老路。

　　今天的和平，不是在一片空地上構建的大廈，而是在戰后秩序這個基本框架中建設起來的。離開這一框架，突破這一框架，得來的不會是和平而只能是戰爭危險。確保二戰以來國際秩序的成果，是亞洲和平和世界和平的基礎，一絲一毫都馬虎不得，一磚一瓦都動搖不得。以《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法律文件為基礎，才談得上遏制并清除法西斯主義思潮的生存土壤。

　　然而，近年來，日本國內右翼勢力屢屢制造事端，引來國際社會強烈不滿。所謂“釣魚島國有化”，挑戰的是戰后國際秩序的法律基礎；篡改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美化的是給亞洲各國人民帶來深重苦難的侵略歷史；妄圖修改和平憲法、強行解禁集體自衛權，威脅的是來之不易的和平局面。

　　二戰結束已近70年，這些鬧劇仍不斷在日本上演，充分表明，日本建立的所謂和平體制并沒有對軍國主義的復活形成有效的遏制。現在，安倍政府又要借修改憲法來實現重新武裝，日本不僅要做政治大國，還要做軍事大國，怎能讓愛好和平的亞洲和世界人民放心？

　　《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是構建二戰后國際秩序的法律基礎。根據這兩個文件，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作為“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必須歸還中國。因此，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不僅是島嶼的歸屬問題，更關系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成果還要不要捍衛，二戰后的國際秩序還要不要堅持，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還要不要遵守？這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大原則問題。中國在這些問題上與日本較量，堅持要求歸還被日本竊取的中國領土，為的就是要確保戰后秩序，不給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任何可乘之機。

　　國際社會對日本的危險傾向已經有所警覺。美國《時代》周刊指出，日本正擴張自己的軍事影響，夢想建立一種“新的世界格局”；《華爾街日報》則將安倍稱為“亞洲最危險的人物”；英國前駐日大使休·科塔齊更是撰文警告“玩火者很可能引火燒身”。越來越多的人清醒地看到，對日本右翼勢力的縱容和綏靖只會放虎歸山、自食其果。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其回憶錄中談道：1945年日本戰敗后，昨天還很殘暴的日本軍人整齊列隊，將新加坡的街道打掃得干干凈凈。如此“敏捷”的轉身，使他“心里泛起一陣寒意”。和平，在日本就好像雙腳踏在一塊浮冰之上，雖然一夜間換了站姿，但對于腳下一直在融化的基礎，這么多年卻始終視而不見。二戰后，日本能否走和平道路，能否取信于亞洲人民，最重要的一個“量度”，就是日本能否自覺接受戰后國際法規和國際秩序，遵守戰后和平憲法。日本政府應充分意識到，只有清醒地面對歷史，深刻反省戰爭的罪行，并且采取實際行動清除軍國主義的思潮，才能重新贏得世界人民的尊敬。

　　69年前日本天皇裕仁宣布無條件投降，但在伴著電波雜音播出的《終戰詔書》中，并未出現“投降”的字眼。直到今天，日本政府和媒體仍將“8·15”稱為“終戰日”，而非“戰敗日”和悔罪的日子。究其實質，軍國主義是政治的，更是思想的、文化的以及社會心理的。戰后的日本沒有完成清理的任務，這是亞洲的真正危險所在。

　　（七）德國學者雅斯貝爾斯曾說，“把歷史變為我們自己的，我們遂從歷史進入永恒”。

　　回望歷史，20世紀是人類發展史上最值得紀念的一個百年。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又飛速跨進信息社會；幾千年來從未有過的“進化”，在這個短短的百年里完成了，無論是物質還是精神領域，人類文明都達到了空前的輝煌頂點。

　　然而，也就是在這個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接踵而至，人類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與殺戮之中，文明的燈火一度被戰爭風暴吹得七零八落。音樂家梅紐因沉痛地說：“如果一定要我用一句話為20世紀做個總結，我會說，它為人類興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時也摧毀了所有的幻想與理想。”

　　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經歷，讓人類開始思考如何才能找到持久和平之道。國際社會開始嘗試通過和平的手段實現和平，通過用國際秩序與規則的約束來限制戰爭的沖動，通過合作共贏的制度設計來制約戰爭。

　　近70年間，盡管局部地區的戰爭不斷，但多元世界正逐步形成，時代的不同使得選擇和平發展成為可能。與此同時，全球治理體系尚不完善，國家政治之間的激烈博弈，冷戰思維、極端民族主義與極端宗教思想造成的沖突、摩擦仍持續不斷，在一些地區仍有升級的可能。怎樣才能為我們生活的世界，找到一種新理念，不斷為和平注入正能量？

　　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的，當今世界正在發生深刻復雜的變化，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更加強勁，國際社會日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面對世界經濟的復雜形勢和全球性問題，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一枝獨秀，這就要求各國同舟共濟、和衷共濟。

　　十八大以來，中國新一屆領導人在多個國際場合闡述了“命運共同體”理念。強調這一理念，反映了中國政府對新的歷史條件下國與國關系的新認識，也表達了中國政府和人民同世界并肩前行、攜手共進的堅強信念。中國夢與非洲夢、亞洲夢、美洲夢息息相通，中國是全球化的獲益者，更是推動者。

　　鄧小平在三十年前就說過，如果說中國是一個和平力量、制約戰爭的力量的話，現在這個力量還小。等到中國發展起來了，制約戰爭的和平力量將會大大增強。

　　“山積而高，澤積而長”。隨著更多發展中國家走上國際政治舞臺，人們相信，國際社會將確立一個更加廣泛地體現共同利益的原則，引導人類走向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八）20世紀，1.87億人在140次戰爭中喪生，超過以前所有在戰爭中死亡的人數總和。同樣也是在20世紀，人類在科學技術和物質上的偉大進步，也遠遠超越以往數千年的成就。

　　歷史不應是記憶的負擔，而應是理智的啟迪。今天的人類越來越堅定地認為：光明每前進一分，黑暗便后退一分。清除軍國主義泛濫的根源，人類能夠擁有改變戰爭與和平“交替循環”的智慧和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地——波蘭維斯特普拉特半島上有一條巨幅標語：永遠不要戰爭。而哲學家康德在其《論永久和平》中說，永久和平最終將以兩種方式中的一種降臨：或者由于人類的洞察力，或者因為在巨大的沖突和災難面前，除了永久和平人類別無他選。

　　我們正處于這樣的歷史關頭，需要以一代人富有遠見的洞察，為整個人類贏得未來。

　　“未來是不確定的，但未來是我們塑造的。”

　　謹以此文獻給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英勇獻身的英烈，以及所有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作出貢獻的人們；獻給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浴血奮戰的志士，以及所有為人類和平與解放事業奮斗的人們。

　　他們的英名不朽，和平的光芒永在。（新華社北京9月2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