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背后的改革邏輯

　　腐敗被經濟學定義為“公共權力被用來以違反規則的方式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國內外許多研究亦表明，一定條件下，腐敗具有資源配置的功能，尤其在國有制主導下的經濟體中。

　　檢索已偵辦的腐敗案件可發現，土地和礦產開發、交通設施建設等是政府官員貪腐的高發區，工程招投標和設備采購、海外并購，則是央企高管常見的利益輸送通道。

　　當公權力無限度干預和破壞市場規則的時候，腐敗必然滋生和蔓延，上演劣幣驅逐良幣的鬧劇。四川落馬富豪劉漢自2001年結識權貴周濱之后，他的商業帝國迅速膨脹，橫跨金融證券、能源電力、房地產、礦業開發等多個領域，資產高達400億元。梳理劉漢案清晰地看到，官商勾結、暗箱操作貫穿了他整個的發家史，他的許多商業對手遭遇排斥而退出市場。

　　這顯然是對市場經濟的戕害。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要搞真正的市場經濟，把市場能解決的事情交給市場，就必須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這才是此次反腐的根本。

　　早在2005年，時任遼寧省委書記的李克強就表示，“反腐同樣是生產力……政府系統今年的反腐側重點將開始向影響全省經濟進一步發展的腐敗案件發力。”

　　反腐是有代價和成本。有國際金融機構測算認為反腐可能拉低今年中國經濟增長0.6至1.5個百分點，因經濟活動減少帶來的損失可能達1350億美元，接近孟加拉的經濟規模。這引發了國內一些專家對經濟穩增長的擔憂。

　　“所謂反腐敗造成中國經濟增長減慢，這本就是個偽命題。”財政部長樓繼偉在7月的第六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會記者會上給出了針對性回答，“腐敗常和政府過多管制結合在一起，解除管制減少腐敗機會，使得市場發揮更好作用，對經濟增長有好處”。

　　復旦大學經濟學者陸銘，多年來一直研究腐敗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理論關系。他的研究模型證實，當資本積累達到一定水平之后合理規劃反腐路徑，加大反腐力度，可以實現在反腐敗的過程中經濟的持續增長。

　　“反腐對經濟增長有益，包括對于經濟增長有潛在的收益，也包括對于社會發展公平性的收益，還有就是反腐敗本身可以成為一種價值。”陸銘說。

　　中央宣布對周永康立案審查的第二天，中石油、中石化等股票分別有不同程度的漲幅，無疑顯示了市場對反腐的認可。

　　一些分析人士總結反腐將給中國經濟帶來七重利好，包括：支出效率提升，有利于建立更加健康的市場經濟;社會緊張局面緩和;提升勞動生產率;有利于中國經濟避開“增長陷阱”;收繳大量贓款，充實國庫，為經濟發展注入資金;擠掉腐敗經濟泡沫，推動行業轉型;利好A股。

　　林卿穎是參與國務院督察組進駐地方督察的少數媒體人之一，其最近撰文指出，“當下的反腐巨浪背后兼具改革邏輯，反腐和經濟增長并不矛盾。反腐和改革，其歸宿終將并軌一處，那就是建立可持續經濟增長生態。”

　　“中國經濟很難回到增速8%的快車道。”國內外眾多研究機構均預測，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新常態”下，反腐與改革并轡推行將成為新治理策略的核心內容。

　　當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開始有序地付諸實施，各項改革多點開花。隨著我國深化投資體制改革，加大簡政放權，放開自然壟斷行業的競爭性業務，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會更深入，必將重塑政商關系。

　　“反腐永遠在路上。”8月25日全國政協常委會議上，王岐山這樣為他的發言作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