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調(diào)研???

　　曾嘗試幫艾滋病孩子走進學生圈

　　濮存昕不算是一個懂得迎合媒體的人，有時候答非所問，講著講著，他干脆話題一轉(zhuǎn)，向記者普及起艾滋病知識。講起自己調(diào)研艾滋病的經(jīng)歷，濮存昕眼神憂郁，比如講“聽升旗”的艾滋病孩子，他沉默了好幾秒。

　　新京報：一個演員當講師，不去調(diào)研，別人憑什么信你？

　　濮存昕：對啊，我老接受采訪，老到大學、政府部門演講，說了半天，得落實到具體行動中，這樣別人才信你。

　　2003年，我去山西艾滋病家庭生活一天，將生活細節(jié)通過媒體拍下來。我拿人家的毛巾擦手，沒什么問題；一起開開心心吃餃子，沒問題。這種細節(jié)向全國播出，比我說多少遍都管用。

　　新京報：你還參加了此前從未參與的活動。

　　濮存昕：你必須做點實際的工作。比如同性戀群體，他們有化裝舞會，俱樂部什么的，特別是男男同性，你就要去給他講安全套知識。

　　新京報：作為明星，參加同性聚會，或傳播與性有關(guān)的信息，不擔心鬧風波？

　　濮存昕：還真鬧出一個風波來。所謂風波就是網(wǎng)上傳出來——“濮存昕這樣做到底對不對”。也就是我女兒在美國讀書，都20幾歲了，也交朋友了，她出國時，我就給她行李箱里放安全套。萬一需要用的時候，這個是可以保護她的。于是網(wǎng)上就傳出“濮存昕鼓勵孩子婚前性行為”的說法，這個風波其實是一場爭論，很多人支持很多人反對。

　　其實這是一次非常好的防艾知識的傳播，對安全套的推廣、使用，對青年人認識它，有非常大的作用。

　　新京報：過去有沒有想過自己和性、安全套、同性戀等發(fā)生聯(lián)系？

　　濮存昕：沒有，從來沒有，公益活動是個起因。另外，我從2001年開始，連續(xù)十多年，每年都獻血，也就成了無償獻血的義務(wù)宣傳員。

　　新京報：為什么要這樣每年都獻血？

　　濮存昕：血液問題就是艾滋病的一個重要內(nèi)容。通過獻血來宣傳。

　　新京報：在宣傳防艾中，未成年人是怎么認識艾滋病的？

　　濮存昕：你要到大街講，你要講性，講安全套是個脫敏的教育，不要不好意思，不要羞澀，這個事情是關(guān)系到人的健康，關(guān)系到青春期的安全、關(guān)系到生存和生命。

　　新京報：有的孩子是否談性色變？包括學校的校長、老師。

　　濮存昕：我們講的知識傳播，我戴的是安全套領(lǐng)帶，下面孩子們一看都笑了，因為少見多怪。其實多見就不怪了。

　　新京報：在做關(guān)于艾滋病方面宣傳中，你十多年的努力有沒有發(fā)生可喜變化？

　　濮存昕：最大的變化是知曉率，社會知曉率大幅度提高。并把它當作公開話題進入教程，但也有一些讓我糾結(jié)的地方。

　　新京報：糾結(jié)？

　　濮存昕：社會對艾滋病人的歧視現(xiàn)象沒有根本改變。艾滋病患者現(xiàn)在還要隱瞞身份，隱姓埋名，他們的生存權(quán)、就業(yè)權(quán)、受教育權(quán)仍受歧視，他們不得不被辭職，不得不從社區(qū)搬走。

　　現(xiàn)在還有相當比例不知道是艾滋病的感染者，即使知道了也不敢面對，因為歧視壓力太大。所以怎么才能把社會歧視給轉(zhuǎn)變呢，這需要社會環(huán)境的變化，需要越來越多的志愿者參與進來，獲得知識，尊重艾滋病人。

　　新京報：你期望社會如何對待艾滋病人？

　　濮存昕：我已經(jīng)苦口婆心地說了十來年，也在做一些具體項目，如艾滋病孤兒夏令營、世界艾滋病燭光日、反歧視日，等等，通過活動的形式普及知識。

　　我期望社會對待艾滋病，像是對待生活中的感冒一樣平常，不要談“艾”色變。

　　新京報：這需要時間。

　　濮存昕：對，得慢慢來。

　　新京報：你有什么辦法？

　　濮存昕：我也沒辦法。我專門跑到某地調(diào)研，該地某學校不接受一個立志求學的艾滋病孩子，但這學校有一個好心腸的老師，他愿意教育這個孩子，于是自己備課自己教。這孩子在傳達室旁邊的小院里一個人上課，升國旗時學校那邊響著國歌，孩子這邊站著“聽升旗”。

　　怎么讓這孩子進學生圈，我去做這個工作，可是我走了，還是照舊。

　　公益體會???

　　做公益后，發(fā)現(xiàn)戲越演越好

　　說起女兒，濮存昕眼睛一亮，眉宇上挑，后仰的身體稍稍前挺坐直，他說女兒做公益是她自己的選擇，女兒開心，他也開心……他說感謝公益幫他理解生活，了解社會。

　　新京報：接下來還會長期致力于預(yù)防艾滋病的宣傳？

　　濮存昕：對，我們能做就做，做一點是一點。

　　新京報：真正做公益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濮存昕：一定要說概念就是從艾滋病宣傳員開始的，其實在之前也做過不少事兒。

　　新京報：參與這個公益項目后，對自己有幫助嗎？

　　濮存昕：對，這對我演戲很有幫助，我發(fā)現(xiàn)我演戲越演越好，比如顧長衛(wèi)導演的《最愛》中，我扮演的是“血頭”角色，沒有切身體驗，我是演不好的。

　　十多年里，我見識了我們真正的國家、真正的社會、真正的生活，我不是在城市里的一個小圈子里，不是在家庭、單位這么幾個狹小空間。

　　原來我有很長的時間只在城市里，十多年來慢慢參加公益活動，我發(fā)現(xiàn)這使得我的整個空間感很大。

　　新京報：做公益給你提供了很多素材？

　　濮存昕：公益幫我理解生活，你懂得生活，你在舞臺上有影響觀眾的能力，不是自己關(guān)起門來演戲，自我陶醉，而是切身體驗，獲取營養(yǎng)，這種能力是在參加完公益活動后才增長起來的。

　　新京報：2001年，你成立了公益基金，為什么沒成立基金會？

　　濮存昕：別，我就害怕往大了做，我們是小愛不是大愛。我把基金放在青基會，然后由他們來管理、審批，這樣多好，我平常還是要演出。

　　很多人問我，“你是不是不當演員了？”我說，我當然要當，我要當演員才能夠做公益，我演不好了，公益也做不好。

　　新京報：你的女兒濮方也投入到公益事業(yè)之中？

　　濮存昕：是啊。四年前我女兒回國，她本科學的市場營銷，研究生學新媒體，學歷背景不很系統(tǒng)，我建議她去跨國公司之類企業(yè)，在大系統(tǒng)里鍛煉。她最開始就去一個大公司做紀錄片，但不喜歡，說“我刷完卡坐在那里，覺得時間太浪費了”，后來就想做文化公司。

　　她做文化公司更熱衷于公益領(lǐng)域，就跟公益機構(gòu)合作做項目，如艾滋病紅絲帶協(xié)會、兒基會等。她能學到很多東西，做得也都很開心，人家都挺喜歡她。這不，從2011年至今，女兒選擇了“讓孩子笑起來”公益項目，做得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