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為什么眾多企業都會選擇息事寧人，乖乖交納“保護費”？

　　“一個企業上市，會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那么企業在準備上市的過程中，如果媒體上出現了針對該企業的負面新聞，這個企業上市就會擱淺，或者被證監會調查而取消上市資格。所以，企業在上市前會不惜一切代價維護正面形象，不能出現負面報道，不管這些報道是真實的，還是不真實的。”劉冬坦言，對于已上市公司來說，負面報道也會令其經營受影響或股價下跌。

　　犯罪嫌疑人、２１世紀網記者王卓銘說，用負面報道敲詐企業是行業內的潛規則。“這也是集體行為，公司上下都這么干。”

　　劉冬的供述也印證了這一點。他交代，報社管理層對２１世紀網的業績考核中，有一條就是要覆蓋７０％至７５％的當年新上市企業，與它們簽訂“廣告合同”，每年都有數千萬元的指標。他本人也要求周斌、莫寶泉在工作中體現利益的最大化。

　　“簽訂合同后，我們會把這些企業名單統一交給采編部門，要求他們不寫這些企業的負面新聞。”劉冬說，如果還是有記者“不慎”報道了其中一些企業，在企業的“危機公關”下，對于有長期合同、關系較好的公司，就會馬上撤稿；對于關系一般、短期合同的公司，就會要求對方增加廣告費用或者延長廣告年限。

　　云南企業祥云飛龍就曾有過類似的遭遇。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１世紀網記者朱益民對祥云飛龍進行了一個月的秘密采訪，并撰寫出負面報道準備上網。

　　“他們打電話給祥云飛龍的高層，并且發采訪提綱。祥云飛龍是我公司的客戶，而且之前跟２１世紀網已經簽了３０萬元的合作協議，可他們還是寫了負面報道。”犯罪嫌疑人、深圳鑫麒麟公司負責人邢達說。

　　“祥云飛龍的高層很氣憤，讓我幫忙公關２１世紀網。我當時找到了劉冬、周斌，但他們說沒什么辦法，不會輕易撤掉。劉冬要我去跟廣告部的莫寶泉商量。”邢達說。

　　邢達找到莫寶泉后，對方給他開了條件——“要客戶（祥云飛龍）與他們重新簽訂為期三年、總額１００萬元的廣告合同，第一年的錢要盡快付，這樣才可以把朱益民的文章從網上撤掉。”邢達供述，祥云飛龍當時正借殼上市，高層為了維護企業形象，只好同意支付這筆費用。

　　據劉冬供述，在２１世紀網的廣告費用中，還專門留取了一部分作為“主編基金”。稿件被撤掉的記者會獲得考核加分，到了年底，根據各個記者的分值發放不同數額的獎金，作為撤稿的補償。

　　據專案組初步核查，２０１０年至今，２１世紀網平均每年與１００多家擬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簽訂“廣告合同”，累計收取費用數億元。

　　財經公關扮演黑金掮客　犯罪鏈條日漸產業化

　　被卷入此案的上海潤言和深圳鑫麒麟，都是在業內堪稱領頭羊的財經公關公司。辦案民警介紹，在２１世紀網大肆收取“保護費”的過程中，財經公關公司與之相互勾結、共同獲利，而且數額巨大。

　　犯罪嫌疑人、上海潤言公司董事長連春暉是該公司的創始人。她說，作為資深的從業者，自己見證了財經媒體公關行業的起源、發展和沉淪。

　　“２００５年，Ａ股上市公司進入股權分置改革。從這個時候起，部分‘先知先覺’的媒體就開始探索以負面報道相要挾的‘合作’模式。”連春暉回憶，上市公司開始關注到媒體壓力，有不少企業不得不花錢消災，這種模式由此初具雛形；在后來的企業上市高潮期，被更多媒體爭相效仿、直接復制，呈大范圍擴張的態勢。

　　上市企業對媒體態度的變化也令連春暉印象深刻。２００９年開始，她去競標擬上市企業客戶時，對方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和媒體的關系如何？能不能消除負面新聞？”

　　“也就是說，擬上市企業已經把媒體工作替代路演推介，作為最重要的公關需求了。”連春暉供述。從２０１０年起，財經媒體公關行業的亂象越來越嚴重，無論是一線財經媒體還是二三線財經媒體，都想分一杯羹。如果企業沒有向各路媒體告知“合作”意向，則基本上難以幸免于負面報道。

　　紛呈的亂象還不止于此。專案組查明，為了將合作關系維系得更緊密，上海潤言、深圳鑫麒麟等財經公關公司還會對部分２１世紀網高管“公關”，其手段既有請客、送禮，也有涉嫌行賄行為，金額從數十萬元到上百萬元不等。

　　在巨大利益的誘惑下，一些２１世紀網的工作人員紛紛私下開辦公關公司，肆無忌憚地實行新聞敲詐。還有部分人員涉嫌內幕交易，故意以負面報道導致相關企業股價下跌，進而大量做空獲取巨額利益。

　　“這種扭曲的交易不斷生長，成為現實中的一大市場毒瘤。上市企業對這種媒體環境既恐懼又無奈，除了‘合作’別無選擇，基本上被綁架了。”連春暉說。

　　然而，這種媒體環境卻成為了財經公關公司與一些財經媒體“互利共贏”、非法牟利的溫床。

　　犯罪嫌疑人、上海潤言公司執行董事陶凱供述，自２００９年起，潤言公司就開始與財經類媒體合作，促成企業客戶與媒體簽訂“廣告合同”，換取媒體對企業客戶的負面新聞少報道、不報道的效果，即所謂的“媒體維護”“有償沉默”或“有償不聞”。

　　“實際上，我們成為了這些媒體收取‘保護費’的幫兇。”陶凱說。

　　劉冬在供述中也談到：“為防止我們報道企業的負面新聞，財經公關公司會物色即將上市的企業，以簽訂廣告合同的方式提前‘拜山頭’，主動讓我們封口。”

　　“財經公關公司的生存之道就是左右逢源。”辦案民警說，對于上市公司來說，出于對負面新聞報道的擔心，對其有所求；對于財經媒體來說，如果有良好的合作關系，也可以擴大“廣告客戶”的來源。特別是媒體為了規避風險，不愿意直接出面與企業簽“廣告合同”的情況下，財經公關公司就是極重要的牽線搭橋者。

　　陶凱交代，財經公關公司的收入主要來自四種方式：一是與企業客戶簽訂合作協議，客戶交一筆媒體公關服務費，每年２０萬至５０萬元；二是為客戶辦酒會等活動收取的服務費；三是通過給媒體“拉廣告”的方式賺取返點，一般是廣告合同標的額的５％至１０％；四是作為代理，賺取給媒體“拉廣告”的差價。

　　對于這個“差價”，陶凱做了進一步解釋：“具體來說，如果我和客戶談下來的廣告合同標的額是３０萬元，但我和媒體談下來的是２０萬元，這樣我就有１０萬元的差價。”

　　“廣告合同”的覆蓋面之廣更令人咋舌，基本囊括所有上市企業和擬上市企業——連春暉交代，如果是擬上市企業，“廣告合同”的有效期會持續到該企業上市；如果是上市企業，則需要每年都和媒體簽訂“廣告合同”。

　　初步審計顯示，２００９年以來，上海潤言公司營業額達十數億元，深圳鑫麒麟營業額達數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