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后，愛國人士紛紛在天津開展抗日救國活動，西北軍將領吉鴻昌就是其中的佼佼者。1932年2月，吉鴻昌回國后，先在上海通過原西北軍中的中共地下黨員與上海中共黨組織接頭，不久返回天津，與中共華北政治保衛(wèi)局取得聯(lián)系并于4月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此后，他將位于天津法租界的宅邸改造成為中共地下黨的聯(lián)絡站和秘密活動據(jù)點，并根據(jù)中共的指示，在天津積極進行各種統(tǒng)戰(zhàn)工作。

　　長城抗戰(zhàn)爆發(fā)后，中共河北省委決定支持馮玉祥發(fā)動察北抗戰(zhàn)。按照中共黨組織的指示，吉鴻昌來到張家口，協(xié)助馮玉祥籌劃組織抗日軍隊。由于軍費不足，吉鴻昌變賣家產(chǎn)，拿出自己的6萬元積蓄購置武器彈藥，還派人到天津協(xié)助夫人胡洪霞購買了一批沖鋒槍和手槍。隨后，在胡洪霞的親自護送下，通過各種關系，把這批武器秘密運送到張家口。

　　1933年5月26日，馮玉祥與吉鴻昌、方振武在張家口成立了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7月7日，在收復多倫的戰(zhàn)斗中，吉鴻昌抱定“有賊無我，有我無賊；非賊殺我，即我殺賊”的信念，親率敢死隊與日軍展開肉搏，經(jīng)3小時拼死血戰(zhàn)，收復了淪陷72天的多倫城。

　　1933年9月，抗日同盟軍在國民黨軍和日軍的夾擊下受挫失利，吉鴻昌被捕。他在被押解北平途中逃脫，輾轉(zhuǎn)回到天津，繼續(xù)進行抗日反蔣活動。

　　1934年初，吉鴻昌秘密前往上海，向中共黨組織詳細匯報了察哈爾抗日斗爭情況，隨后他奉命回到天津，繼續(xù)從事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活動。1934年5月，吉鴻昌與南漢宸等在天津成立了“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吉鴻昌任中央委員及“大同盟”中共黨團領導成員。為了進行抗日宣傳，吉鴻昌決定編輯出版《民族戰(zhàn)旗》作為“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機關刊物。為做好秘密工作，他將住宅三樓作為中共地下黨秘密印刷室，而將樓下改為接待地下黨員的住房，還把客廳的3個門改為7個，以便發(fā)生意外情況時能夠及時轉(zhuǎn)移。

　　6月下旬，吉鴻昌與南漢宸秘密聯(lián)絡西北軍舊部，準備發(fā)動武裝暴動后與楊虎城部會合，建立西北抗日根據(jù)地。為此，他們于9月在天津秘密召集河南、陜西、河北等地的原西北軍舊部和一些抗日愛國軍人如蘇雨生、邢肇棠、雷中田等人來天津受訓，為發(fā)動武裝暴動做準備，但不幸走漏了消息。國民黨北平軍分會特務處遂決定秘密捕殺吉鴻昌，軍統(tǒng)天津站站長陳恭澍派呂一民、呂問友等執(zhí)行刺殺計劃。面對嚴重情況，中共黨組織決定讓他們立即撤離。由于當時吉鴻昌經(jīng)手的幾批武器還沒有運到，同時與廣西反蔣抗日力量代表還沒有見面，因此決定暫時留下堅持工作，待工作完成后再行撤離。

　　1934年11月9日，吉鴻昌在法租界國民飯店38號房間以打麻將為掩護，與廣西李宗仁派來的代表劉少南會談。特務們得知情況后，先租下38號房間斜對面的45號房間，伺機行刺。當?shù)玫郊櫜诜块g中的確切位置后，呂一民、呂問友進入38號房開槍。由于吉鴻昌和劉少南剛換了位置，結(jié)果劉少南當即身亡，而跳彈傷及吉鴻昌的右肩。但吉鴻昌仍然猛撲上去踢掉特務的手槍，二呂連忙逃走。

　　聞訊趕到的法國租界巡捕房以殺人嫌疑為由，將吉鴻昌逮捕，不久以“通緝在案”為由，將其引渡到國民黨天津市公安局。中共黨組織得知這一情況后，曾多方組織營救，但吉鴻昌則請求組織停止營救行動，以避免無謂的犧牲。11月22日，吉鴻昌被秘密押解到北平軍分會軍法處，11月24日，在北平陸軍監(jiān)獄英勇就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不久，二呂迅速被我公安人員捕獲，天津市人民法院依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七條第三項及第十七條的規(guī)定，判處呂一民、呂問友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