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國他鄉，如何實施抓捕？

　　林坤是公安部赴瓦努阿圖行動組的成員之一。令他高興的是，瓦努阿圖政府為行動組特別簽發了執法證，為緝捕潛逃海外７年之久的經濟犯罪嫌疑人魏某提供了很大便利。

　　據介紹，福建三明籍人士魏某因涉嫌非法集資犯罪，２００７年舉家逃到南太平洋上的島國瓦努阿圖，更名改姓后過著隱居生活。借著當地政府清理不合法身份的機會，中國警方根據有關信息進行比對研判，準確地判斷出魏某的真實身份。

　　“魏某已經入了當地國籍，但瓦努阿圖移民部迅速注銷了他的國籍。”林坤介紹，趕到當地后，有了執法證再加上當地執法部門的配合，抓捕行動雖有曲折、但順利完成。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陳志軍告訴記者，在國外實施抓捕與在境內有很大不同，必須尊重所在國司法主權，通常無法在不打招呼的情況下實施抓捕，而是需要當地執法部門配合。

　　公安部辦案人員表示，抓捕一般有兩種方式：一是由所在國警方或其他執法部門實施抓捕，然后移交給中國警方，此類最為常見；二是由所在國警方和中國警方共同實施抓捕，抓捕魏某就屬于此類。

　　“海外抓捕能否成功的關鍵，在于所在國警方的配合程度。”陳志軍說，抓捕行動難免出現各種突發、復雜情況，所以抓捕工作必須依靠所在國警方的支持配合。例如，攜帶武器的困難、武器使用條件的法律障礙、抓捕人員人手不夠等。

　　除了主動出擊的抓捕“攻堅戰”，“獵狐”的另一大法寶就是“攻心術”－－勸返、發布自首通告。

　　公安部“獵狐２０１４”行動辦負責人經偵局副局長劉冬介紹，從目前抓獲和接觸的情況來看，外逃犯罪嫌疑人總體上狀況都不太好。

　　“很多人有一個共同的感受，就是在外漂泊的日子不好過，比如，居無定所，沒有合法身份，圈子不穩定，無法融入當地，甚至窮困潦倒。有不少逃犯的情況很快被當地知道了，遭到黑社會敲詐。”劉冬說，“警察出現的時候，不少人說，‘我知道這天遲早會來的’。”

　　“所以，我們發布敦促自首通告也是這個目的，讓他們抓住機會，抓緊回國。”劉冬說。

　　在“獵狐”中緝捕歸案的外逃人員中，相當一部分是通過勸返實現的。黃風認為，勸返一旦成功，往往具有示范效應。對追逃來說，每一起案件都具有不同的特點，不能套用某一固定程式，而應逐個案件具體分析解決。

　　萬里之遙，如何押回“狐貍”？

　　抓捕成功，只代表追逃行動成功了一半。即便是最后的押解程序，也并非易事。

　　林坤介紹，在瓦努阿圖抓捕到魏某后，魏某的妻子立即聘請律師，要對移民部取消魏某國籍的行為進行審查，到當地法院申請禁止令，致使遣返行動要經過審查以后才能進行。

　　“這個法律過程比較長，肯定會與我們的既定安排相抵觸。經過緊張工作，當地執法部門及時將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我們在飛機起飛前１５分鐘才順利登機，有驚無險。”林坤說。

　　然而，在途經新喀里多尼亞轉機時，行動組遇到了新的麻煩。

　　“新喀里多尼亞是法國的海外屬地，只認護照，但我們手里的是我駐瓦努阿圖使館發出的回國證明，他們不認，拒不放行。”林坤告訴記者，在當地使館的大力配合下，最終實現在當地轉機，這在通常的情況下是不太可能的。

　　赴馬來西亞行動組楊晨告訴記者，在馬來西亞的行動中，他們同樣遇到了嚴峻考驗：一名被抓捕犯罪嫌疑人的妻子為阻止辦案，在馬來西亞動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包括聘請律師、尋找當地人脈資源，給遣返工作設置重重障礙。

　　“我們緊密依靠大使館和駐外警務聯絡官，最終成功完成了遣返行動。”楊晨說。

　　公安部辦案人員介紹，一些國家要求迅速押解，限時２４小時內完成，必須做好預案應對突發情況。方案越具體越好，和當地如何溝通、沿途可能遇到的問題、線路安排都要周密部署，臨時更改相當麻煩。

　　陳志軍表示，如何將外逃犯罪嫌疑人帶回國的問題，會受到所在國法律規定、與中國是否存在雙邊引渡條約、是否存在共同參加的國際條約等多邊機制、與中國之間的關系友好程度等諸多因素的影響。

　　“具體來說有兩個問題。”陳志軍說，一是所在國是否同意由中國警方帶回的問題。所在國警方協助抓捕并不意味著同意由中國警方帶回，可能會有一個司法程序，審查是否存在不應當移交的事由再作出決定。

　　二是中國警方在帶嫌疑人回國前需要辦理的相關法律手續。這需要根據中國與這些國家之間簽訂的刑事司法協助條約、引渡條約規定的程序辦理，或者依據共同參加的國際條約，例如《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等規定的程序辦理。

　　“追逃工作比較復雜，我們會利用已經建立好的渠道，在當前良好的大形勢下，更加積極地把追逃工作做得更好，力爭取得更大戰果。”劉冬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