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抄襲

　　無主觀故意 系經驗不足技術失誤

　　記者：被指控抄襲，你認可這個事實嗎？

　　于艷茹：北大通報說我“承認抄襲事實”是失實的。我在給北大寫的書面說明和約談記錄中，從沒有過“承認抄襲”的說法。

　　那篇文章在客觀上是否構成抄襲是有疑問的。我也絕對沒有抄襲的主觀故意，錯誤是因為我對雜志和文章定位有誤以及寫作經驗不足導致的技術失誤。

　　詳細的文本解釋我就不說了，只說一條最重要的證據：我在文章的一開頭就兩次引用了那篇英文文章，并注釋了作者名字、著作。如果我是故意抄襲，就應該徹底隱藏那篇文章。

　　不過，我向北京大學和社科院都寫了書面說明表示道歉，畢竟我的文章存在學術規范錯誤，客觀上給兩個單位的名譽帶來了損害。

　　記者：你自認為是個“學術不端”的人嗎？

　　于艷茹：我是一個有著學術信仰和研究熱情的學者。七年前，我放棄了一所211大學的教職，執意要到北大繼續追求世界史的學術理想。我29歲開始學法語，一年通過了大學法語四級考試，還要到法國交流學習，還要修學分、發文章，寫博士論文的那段日子更是黑白顛倒地過來的。總之，我不是學術混混。

　　記者：有人說你是為了申請博士學位才鋌而走險。

　　于艷茹： 我在寫作這篇文章時，已經發表了三篇史學論文，另外還待刊兩篇。而北大申請學位的要求只是發表或待刊兩篇即可，我早就達標甚至超標了，根本不存在為申請博士學位而“粗制濫造”一篇“抄襲”文章去鋌而走險的現實需要和主觀動機。這篇文章與我獲得博士學位沒有關系。

　　關于學位

　　“北大對我處理得過重”

　　記者：北大校方有沒有審查你的博士畢業論文？

　　于艷茹：博士論文和其他在讀期間發表的文章都被審查了，結論是符合規范。

　　對于發表在《國際新聞界》上的那篇文章。北大進行的長達四五個月的調查處理過程中，只是在去年9月9號，調查小組約談過我一次，詢問關于文章的問題。其余的時間，我一直處于“缺席審判”的狀態。形勢時好時壞，我仿佛在斷頭臺上上上下下了好幾回，那段“刀壓脖子”的日子，比媒體轟炸的時候還要難熬一萬倍。

　　記者：是否認可對你的處理結果？

　　于艷茹：我是國內第一個因為畢業后發表文章涉嫌抄襲而被撤銷博士學位的學生。我認為北大對我處理得過重，絕對不能接受這樣的結果。

　　北大給處理決定上寫這篇文章是“在校期間發表的”，事實上，文章是在我畢業離校后的2013年7月23日發表的，我博士學位證書上的落款時間是2013年7月5日。北大曾對媒體稱，這篇文章屬于“文責自負”。北大并沒有因這篇文章撤銷我博士學位的處理權限。

　　另外，我曾兩次向《國際新聞界》發郵件，通知他們如果在2013年下半年發表我的文章，需要將我的署名單位從北京大學歷史系改成未來的工作單位。但最后沒有更改，也沒通知我。如果更改了，北大根本不會被卷入這場輿論風波。

　　關于影響

　　“無家無業 現在學位也沒了”

　　記者：這件事對你的生活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于艷茹：今年我就36歲了，還沒有結婚，沒有正式工作，可以說是無家無業。

　　異常緊張的學習生活導致我根本沒有時間去解決個人問題，錯過了戀愛、結婚、生子的最佳時機。

　　除了這個博士學位之外，我一無所有，現在連這個學位都被殘酷地剝奪了，讓我怎么活下去？這場災難對我的身心健康、個人名譽、學術前途甚至未來生計都產生了嚴重的影響。

　　另外，我的父母都已是年老體衰的退休老人了，我過了而立之年還沒有成家立業，本來就讓他們操碎了心，唯一能夠讓他們引以為豪的學業現在又遭遇了滅頂之災。可以說，這件事對他們的打擊更大。

　　我本來應該天天看書、翻譯、寫文章，可這半年來卻一直處于停工狀態。我一個人在夜里哭過無數次，覺得自己為學術理想苦苦奮斗了半輩子，卻落得今天這樣的悲慘境地，真是痛不欲生。

　　我不但失去了一頂博士帽，還被扣上了抄襲者的大帽子。我背負著罵名，是一個丑聞人物，不知道自己除了做學術之外還能干什么，更不知道如何開始下半生。

　　記者：這次申訴，你希望得到什么樣的結果？

　　于艷茹：討回公道，是我活下去的希望。北大是我依然深愛著的母校，我希望學校能妥善處理我的申訴事宜，將本應屬于我的博士學位還給我。

　　如果校內申訴失敗，我會堅決維權到底，包括訴諸行政訴訟手段。在此，我也要衷心地感謝一直關心支持我的老師、同學、親友和許多素不相識的熱心人士。

　　北大回應會按照程序處理申訴

　　北京大學宣傳部表示，由于學校今天剛剛正式開學，對于事件最新進展還不了解，學校會按照程序處理申訴，將會適時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