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會戰”攝制組采訪抗戰老兵周錫奎。

　　本報記者周南焱

　　一個團，一千多人戰死，從團長到士兵，幾乎全部犧牲……然而，這場70多年前發生在山西繁峙縣鷂子澗村的慘烈戰斗，在史書上卻只有四個字：全團陣亡。

　　壯懷激烈的戰斗，輕描淡寫的文字，橫跨兩者之間的是一段塵封的歷史。

　　歷史紀錄片《共赴國難——太原會戰》，試圖用鏡頭還原諸如此類的被忽略的抗戰史。該片由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攜手太原市委宣傳部攝制，通過重走太原會戰的戰場遺址，采訪健在的抗戰老兵，呈現鮮為人知的抗戰史細節，比如，遲到的血色紀念碑。

　　抗戰老兵的心愿

　　千人團犧牲77年后才立碑

　　雖說此前曾看過有關太原會戰數十萬字的史料，但紀錄片首席記者郭曉明、編導楊程等人，不想把《共赴國難——太原會戰》拍成一部史料宣傳片。怎么拍？一度令人撓頭。

　　直到今年4月中旬，太原關愛抗戰老兵志愿者打來電話，說他們計劃重走太原會戰的北線戰場遺址。聞此，郭曉明、楊程不由眼前一亮，當即決定同行。

　　攝制組和志愿者從太原出發，驅車300公里，第一站到達山西北部繁峙縣鷂子澗村。

　　這個村位于山澗之中，四圍傍山，偏僻孤靜。戰爭的硝煙早已散去，如今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大多都不知道在這片土地上曾經發生過什么——

　　1937年8月，國民革命軍第72師434團在鷂子澗遭日軍包圍，程繼賢團長及官兵1000余名，全部陣亡。這段歷史，史料無具體記載。

　　去年初，志愿者曾看望年過九旬的太原抗戰老兵周錫奎，他是434團目前唯一健在的老兵。多年來，老人心底藏著一個愿望：當年自己的團長、戰友都戰死在鷂子澗村，想讓志愿者過去看看，在那里為戰友們立一塊碑。不久之后的4月份，志愿者完成了老人的心愿，在鷂子澗村后的山坡上立起一塊遲到的石碑，并在碑旁四周圈出一個石臺，種上樹木，形成一個小小的烈士陵園。

　　攝制組和志愿者特意來到碑前獻花。緬懷過后，攝制組人員拿鐵鍬在一個疑似墓堆的地方，挖了1米多深，挖出一些骨頭，但并不能確定是否為犧牲將士的遺骸。村子里已無絲毫戰爭遺跡，唯一了解當年戰斗犧牲情況的一位老人，當年只有9歲，他并不知道烈士的遺骸葬在何處。

　　“站在碑前，我們心里的感受很復雜。”楊程唏噓不已，“78年前的那場慘烈戰斗，現在只有一塊碑作為見證。這個村子人跡罕至，成了被人遺忘的地方。”

　　日本軍官的敬意

　　特意為中國陣亡軍隊立碑

　　在太原會戰的忻口戰役中，原平縣曾是第一道防線。在這里，攝制組的鏡頭偶然拍到一座“中國無名戰士慰靈塔”，確切說只是殘存的“碑塊”。

　　孤零零地，這座塔碑被置于縣城的一個廣場上，平時無人注目。令人大感意外的是，立碑者竟是一名日本人——日軍柳下部隊的軍官大田雄太郎。據說這座塔碑是前幾年在原平縣的一個龍王廟里被發現的，之后才挪到了這個廣場上。此前，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也可謂是一塊遲到的紀念碑。

　　查閱大量中日史料之后，郭曉明發現這可能是日軍在中國大陸唯一為一支中國陣亡軍隊設立的慰靈塔。大田雄太郎所在部隊，當年跟國民革命軍196旅作戰。1939年大田雄太郎再次回到原平，特意為中國軍人立了這座慰靈塔，碑上寫著“為永久追悼在原平戰爭中戰死的4300名無名戰士亡靈設立慰靈塔”——正面是中文，背面是日文。

　　因為此前做過《我的抗戰》系列紀錄片，楊程從抗戰老兵的口述中聽說過196旅死守原平的事跡：旅長姜玉貞撤退時被日本人的炮火擊中，一個日本軍官竟殘忍地把姜玉貞的頭顱割下……196旅5000人，最后只剩700人——在軍史專家看來，原平保衛戰是抗戰全面爆發初期，華北地區較慘烈的一次戰役。

　　“原平離忻口只有20公里，不過是一座孤城，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軍隊硬是堅守了10天，給忻口決戰布防留下了時間。”楊程說，就連日軍都覺得不可思議。為了表示對中國軍隊的敬重，大田雄太郎才會立碑紀念中國陣亡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