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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我活著需要多少章 公安戶政部門是奇葩證明高產地

2015年07月03日 09:35 | 作者:程遠州 田豆豆 付文 | 來源: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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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次證明戶口簿是真實的,非常荒唐”

  荒唐的實質是推責

  采訪中,無論是辦事群眾,還是開具證明的單位,都對不必要而又被要求開具的“奇葩證明”感到厭煩。不少案例中,當事各方無一獲利,本是為了科學管理的“證明系統”,卻成了類似零和博弈的冗余行政。

  裹挾其中,被戲稱為“全能”的社區居委會工作人員感觸尤深。

  “居民來辦事,我們從來不說‘這個我們做不了’,可是有時候面對其他單位要居民來居委會開的一些證明,我們還真做不了。”在武漢市武昌區水果湖街道張家灣社區,黨支部書記高桂萍說,只要居委會能夠調查清楚的,都會給居民開具證明,但有一些證明,居委會確實無能為力。比如,開商鋪要開“不擾民證明”、保險理賠要開“在家中受傷證明”,甚至還有要居委會開“無犯罪證明”等。

  “有些企事業單位,多年來延續使用一張辦事表格,遵循一套辦事流程,每每需要讓居民找居委會簽字蓋章,試圖將責任轉嫁給居委會,這給我們辦事人員帶來了沉重的心理負擔。”水果湖街道辦事處副主任熊云稱,居委會是居民的自治組織,而非行政機關的下級單位,沒有承擔如此多審批事項的職能。

  在武昌區的大成社區,這種心理負擔成了現實糾紛。社區居委會開具的親屬關系證明,被一戶居民認為影響了法院關于遺產繼承的判決,居委會因此惹上了不小的麻煩。

  而公安戶政部門也向來是各類證明的“高產地”。

  段維維是湖北省荊門市公安局東寶分局龍泉派出所戶籍室的一名“敲章員”。因為派出所轄區是中心城區,在段維維這里,幾乎每天都會上演關于“奇葩證明”的“拉鋸戰”。

  “請幫忙開張我和女兒的母女關系證明。”5月27日上午,一女士急匆匆地遞上戶口簿。

  “黃女士,按規定,您的戶口簿上已經注明您和女兒系母女關系,我們不應再出具證明了。”

  “不行啊,同志,我女兒出國讀書,要做出生公證,必須派出所開母女關系證明。”段維維無奈,很快將證明開給了黃女士。

  為規范派出所出具證明工作,2012年湖北省公安廳專門出臺《湖北省公安派出所出具戶籍信息證明工作規范(試行)》,對派出所出具戶籍信息證明、違法犯罪記錄證明等作了明確規定,其中第八條寫得清楚:居民戶口簿和居民身份證是公民身份的法定證件,公民在從事需要證明身份的有關活動時,應出示居民戶口簿和居民身份證。公安派出所不再對居民戶口簿、居民身份證記載信息出具證明。

  “但在實際工作中,我們往往沒有辦法拒絕。涉及到財產繼承、出生公證的,相關部門不看戶口簿,只看派出所的親屬關系證明,我們等于是一次次地證明發出去的戶口簿是真實的,非常荒唐。”段維維說。像這樣的戶籍證明,她每年要開具2000多份。

  采訪中,派出所窗口民警無一例外地表示,開這些證明,是當前最難辦、又最影響警民關系的事情。

  “有些當事人開證明被拒后,就在辦證大廳哭鬧不走,別的群眾看見了,還以為是警察故意刁難。”荊門市東寶公安分局副局長安政泉認為,這些證明,其實是在轉嫁風險、推卸責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公安機關的權威。

  公安部負責人日前表示,公安部已部署各地認真清理本地有關戶籍證件使用管理的政策規定,全面梳理證明的種類,對于能夠憑戶口簿、身份證證明身份及親屬關系的,一律不得要求公民出具其他戶籍證件。

  “證明我還活著,要蓋幾個公章”

  “多此一舉”的背后考量

  讓基層受累、群眾麻煩的各種五花八門證明,到底有無存在必要?相關職能部門也有不同觀點。

  比如社保年審,是群眾抱怨的“奇葩證明”高發區。住在武漢一家養老院的陳生向記者訴苦:“證明我還活著,要蓋幾個公章,真是折騰人!”陳生是貴州人,每年都需要寄一張證明其活著的“健在證明”到社保參保地貴州畢節,然后才有資格領取社保金。

  湖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社會保險局副局長劉建軍認為,這種“健在證明”在當下很有必要。因為不少地區常發生冒領社保金,甚至在親人去世后,家人隱瞞情況,繼續領取社保金的事件。2014年,湖北省本級53萬參保人員中,有288人年審沒通過,其中40多人沒有參與認證,很可能該參保人已死亡。

  一份名為“異地居住人員領取社會保險待遇資格協助認證表”的證明,就是為了杜絕社保“吃空餉”,避免死人領養老金。同時,只有在異地辦理社保的居民才需要開具這種證明,一般每年進行一次。

  劉建軍認為,假如建立了全國性跨部門的人口信息大數據平臺,許多證明就可以取消了。比如,目前之所以需要群眾自證“活著”,主要原因是公安、社保、民政等部門尚未建立數據共享平臺,社保中心無法掌握參保人的動態信息。

  不過,他認為社保年審的具體方式還可以更加便民。目前異地領取社保人員的年審工作,既可以在網上拍照認證,也可以在當地社保部門認證,如因老人的身體原因無法自行認證的,可以由其家屬或所在居委會申請,社保人員上門認證。

  湖北省民政廳社會事務處副處長鐘寧卻認為,很多證明其實是無用的,最典型的就是婚姻證明。2014年,湖北全省開具了50余萬份婚姻證明,而當年登記結婚的人數是61萬對。群眾買房買車貸款、戶口遷移、出國、申請低保、辦理人才住房津貼、入職等十幾種常見事務,都需要婚姻證明,這讓婚姻登記處的工作人員不堪重負。

  不久前,28歲的劉紫想要提取公積金用于租房,武漢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武昌分理處告知她需要提供“單身證明”,即無婚姻登記記錄證明。帶著戶口簿和身份證,順利拿到了“單身證明”的劉紫卻一頭霧水,因為證明上有一行說明:“此證明只表明在本登記機關所轄范圍內目前無結婚登記記錄,但不排除其在本轄區以外的其他地方的結婚登記。”

  “這樣的證明不是自欺欺人嗎?這能證明我沒有結婚?”劉紫很是不解。

  鐘寧解釋,因為婚姻登記可在夫妻任何一方的戶籍所在地辦理,雖然目前湖北全省的婚姻登記有統一的信息庫可查,但并未和外省聯網,所以,婚姻登記處并不能確認辦證人員是否有過婚姻。“這是一個不是證明的證明,實際上沒有任何意義。目前民政部門也給不了確切的說法。”

  “個別不誠信的社會現象讓全社會埋單”

  行政理念需“眼睛向下”

  針對基層戶政管理人員的無奈,一些采訪對象表示,這些看起來可笑的證明,大多出自嚴格負責的“把關員”之手,“這些同志嚴格遵照制度規定,不知道變通,有時候會顯得不近情理。因為社會上假證太多,導致一些單位不敢相信證件,而讓群眾去證明證件的真實性。”

  湖北省公安廳戶政處負責人介紹,在以往,由于政策法規不夠嚴密、基層戶政管理人員能力參差不齊等因素,手寫檔案存在資料不齊全、不規范、不連續而難以認定的問題,一些辦事單位為了規范管理、規避風險,往往需要公民到公安機關開具身份、親屬關系、婚育狀況等方面的證明。從這個角度上說,有些證明確實是必要的。

  為減少戶政方面的“奇葩證明”、嚴格管理,《湖北省公安派出所出具戶籍信息證明工作規范(試行)》明確取消戶口遷移身份證明、戶口性質證明,改由公安機關內部調查,在工作中遇到特殊情形時,用證據鏈代替證明。

  熊云將深受證明之煩的基層機構稱為“保人”。他分析,隨著社會轉型,大量“單位人”變成了“社會人”,許多部門、機構與公民個人打交道時,特別是涉及提供資金、房貸、賠償等重要經濟活動時,往往希望找個可靠的“保人”,他們心目中最合適的就是街道辦和社區居委會,于是在格式化的表格設計上直接列出“街道、社區蓋章”,或者要求街道、社區出具相關證明。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秦前紅表示,當前人口、信息高度流動,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面對這些新變化,以往的管理體制和社會管控方式明顯滯后,與社會需求極不匹配。

  在徐雙敏看來,這種因為個別現象而尋求“保人”或者讓群眾自證的做法,有“個別不誠信的社會現象讓全社會埋單”之嫌,即以少數人的不誠信為由“綁架”全社會。她認為,這種把問題往外推,而非加強內部管理、更新管理手段的做法,就是懶政。

  “我們天天在喊增強服務意識,實際上還是從怎么方便自己的角度去管理,而非服務群眾的角度。‘奇葩證明’頻發,根子就在相關部門的理念上。”徐雙敏認為,政府通過審批、審查、備案這些基本的手段實施管理,是必要的,一些被質疑的證明并不奇葩,全部取消并不現實。“審批管理的思路沒有問題,但是要簡化審批,由小概率事件引起的、沒有必要的審批需要清除,還要加強事中事后的監管。”

  武昌區委組織部部長孫志軍對此表示贊同,他分析,“奇葩證明”背后的深層原因,一是相關部門行政觀念、手段落后,比如公安、民政、計生等部門都要求采集人口、戶數等基礎數據,不僅重復而且可能造成大量信息差錯;二是行政理念沒有完全做到“以人為本”,各單位“眼睛向上”多、“眼睛向下”少,更在乎上級怎么評價、不太在意群眾怎么評價,在行政審批流程設計時,首先想到如何規避自己的法律、政策風險,轉嫁責任,而不是首先考慮群眾方便不方便。

  孫志軍介紹,在創新社會治理之前,僅武昌區各部門的數據誤差就在10萬條以上,基層民生類的審批服務事項多達83項。“比如殘疾人辦個殘疾人證,居然有9個環節!”

  此外,秦前紅認為,面對失職問責,一些行政機關明哲保身,采取保守的管理方式,所有的行為考量首先集中在應對問責而不是考慮服務對象上。各部門為防范風險設立諸多內部考核指標,工作人員為了最大程度地“避險”,要求辦事群眾開具大量“奇葩證明”。

 

編輯:玄燕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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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奇葩證明 公安戶政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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