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蒼南老家，俗家姓呂的智通也早已成為傳奇。三十年來，他一直游走在僧俗兩界，朋友遍及政商文化領域。“他跟各方面關系都很熟，經常有各種領導來這視察交流。”黃姓女子告訴記者。

　　“有一年清明節宗族參拜，整個家族的宴請，就是智通一個人埋單，大概花了接近二十萬元。”一位當地村民回憶說，而智通同宗的一位兄弟直接拒絕出席，“吃了這飯是有罪的”。

　　不過智通否認黃姓女子對自己吃葷的指控，也否認自己將寺廟的錢轉移給家庭。“我不是亂來的人。”智通說，他14歲出家，“我是受過戒，后來因緣到了，1984年才還俗結婚。”智通自己表示，一直到2014年，他因為感情不和，才和妻子離婚。

　　他對記者介紹，結婚后他仍在修行，去年曾有人開高價向其銷售戒牒，但他并未購買。（觀察者網注：戒牒是由僧官機構及傳戒師簽發給受戒僧尼以證明其所取得資格的憑證。）

　　“僧裝、素食、獨身，這是中國佛教界公認最底線的戒律。”中國佛教協會副秘書長、靈隱寺方丈光泉大和尚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但顯然，對智通而言，這并未妨礙他在佛教系統地位的晉升。“他跟民宗系統和統戰系統的官員很熟。”蒼南縣佛教系統的一位寺院住持告訴記者，雖然不是僧人，但智通一直以來在蒼南佛教協會擔著要職。1994年到2006年，他歷任蒼南佛教協會三屆常務理事，四屆副會長，目前還是蒼南佛教界唯一的溫州市政協委員。“無論是副會長，還是以前動議要他當會長，協會內部一些僧人對此一直有不同意見。”這位住持說。但這些反對的聲音并未起作用。

　　一位沒有僧人身份、一直飽受爭議的人，如何成為縣佛教界在市政協的唯一代表？分管佛教事務的蒼南縣民族宗教事務局副局長陳士洪拒絕對此作出回應，“我很忙。”他匆匆掛斷電話說。

　　“他是由民宗系統通過統戰部推選過來的，具體過程我們也不知道。”溫州市政協委員工委主任黃林華說。

　　溫州市佛教協會對此亦表示無能為力。“溫州市佛協一直不給釋智通任何職務。”溫州市佛教協會的一位副會長告訴記者，此前蒼南縣佛協曾幾次將其作為代表向市佛協理事申請上報，但都被市佛協駁回。

　　“市佛協歷來反對他在蒼南縣佛協擔任任何職務，前幾屆市政協推薦佛教界委員，征求市佛協意見時只要看到釋智通出現都提出反對意見，而這屆釋智通推薦當選為市政協委員，市佛協一點都不知情。”溫州市佛協的官方文件聲明說。

　　純粹是利益使然

　　出于被報復的擔心，杭州律師錢明（化名）和家人要求對其個人和關鍵信息全部做出匿名和模糊處理。4年前，她曾替浙南老家的親戚代理過一家寺廟的糾紛，延宕至今。

　　“我們家族都是做生意，在舉報假和尚后，一直就被打擊報復，現在都怕了。”7月29日凌晨6點，她又給記者打來電話，再三囑咐。

　　這家陷入風波的寺廟，位于浙南某地市區城郊接合部。寺廟規模并不大，建制也不完全，是由信眾自籌資金建立。

　　它的利益巨大。錢明介紹，寺廟的收入，主要由信眾捐助和佛事收入構成，小廟的捐助不多，但光佛事收入，就頗為不菲。

　　錢明介紹，以這家寺廟為例，佛教的佛事，分大眾佛事和個人佛事。大眾佛事由四方信眾參加，每期固定7天，農歷一月是拜萬佛，二月觀音圣誕，三月拜濟公，五月拜十方，六月再拜觀音，七月拜地藏王，還有蘭盆會，九月又拜觀音，十月拜梁皇，十一月拜阿彌陀佛，十二月拜釋迦牟尼。每月還都加上一場吉祥法會。

　　每場的大眾佛事，參加香客眾多，參加的人都要交錢，分為大牌位和小牌位，大牌位每位收取1280至3000元不等，小牌位收取二三十元。

　　以拜梁皇為例，此法會須連做三年，一年收取一次費用。光一次拜梁皇，收費就可達二三十萬元。而第三年的末次法會，收費更可高達四十萬元以上。

　　個人委托的佛事，一場佛事也是固定7天，收費最少8800元。這還不包括供天（購買供奉的禮品）、焰口（晚上招魂后給僧人的紅包費）以及招待費用。

　　“每年的樂助款，每位信眾多則幾萬少則數百，也是筆不小的收入。”錢明說，這間寺廟，一年收入二三百萬不在話下。

　　雖然按照規定，寺廟收入應設立會計出納制度進行監管，但多位僧人表示，在很多地方，這套財務制度始終未能建立，名存實亡。

　　或許是覬覦這筆脫離監管的收入，信眾們當時本已邀請一位有戒牒的僧人主持，但很快，這位僧人就被趕走。一位有背景的香客領來了一群僧人入駐。而這些新來的“僧人”，也沒有一人出具過戒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