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追憶施今墨改革創新中醫二三事

施今墨為病人診治時，西醫也來見習。

施今墨為弟子講課。

　　沒有繼承就沒有傳統，沒有創新就沒有發展。各行各業都會遇到新與舊的矛盾,中醫也是如此。中醫大家施今墨不僅一生躬耕杏林、懸壺濟世，而且執著于中醫的創新和改革。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西醫也傳入了中國，憑借先進的診斷技術、西藥的簡便速效等優勢迅速占領了中國的市場，對傳統中醫造成了極大的沖擊。一部分民族虛無主義者提出“取締舊醫以掃除醫事障礙”；而另一部分頑固守舊派認為老祖宗傳下的“國粹”必須捍衛傳承，反對改革。兩派針鋒相對，互不相讓。

　　在此中醫存亡絕續之時，施今墨提出：“近年來，西學東漸，西醫亦同時傳入我國，現通都大邑所設醫院幾如雨后春筍，醫師護士日漸增多，揆其醫理療法，頗多可取。而彼中明眼之士，亦多以我中醫有可效法處也。吾人研究學術，應將畛域之見除去，無論中醫西醫，其理論正確，治療有效者，皆信任之。反之，摒棄不用可也。”

　　施今墨醫學創新思想的標準，就是實踐：無論中醫西醫，治療有效的，繼承發揚，無效的摒棄不用。

　　改革中醫教育：主張中西醫結合

　　施今墨認為中醫改革，應先從教育入手。他說：“故敢斷言，中醫之生命，不在外人，不在官府，而在學術也。學術之成否，當然在乎學校。”（1939年華北國醫學院第二屆畢業紀念冊序）

　　中醫傳統教育，歷來是師帶徒方式，雖有諸多優點，但其致命缺點是沒有統一的教材，培養出的學生良莠不齊。其次，這種個體教學方式，也不符合中醫傳承規模化發展的需求。1932年施今墨與陳宜誠、魏建宏、陳公素諸先生共同在京創辦華北國醫學院。學院仿照現代教育規章制度建立了董事會、學制、學則、教務會議規程等嚴謹的管理制度。

　　其辦院宗旨：“以科學的方法整理中醫，培養人才。決不拘泥成法，唯一宗旨希望闡明先哲之遺言，借助新醫之實驗，為人群造福。”為實現該宗旨，首先在課程設置上，施今墨進行了大膽改革。學院以中醫課程為主，系統學習《內經》、《傷寒》、《金匱》、《本草》、《溫病》等經典；以及《脈學》、《諸病源候論》、《辨證論治》、《醫案》等臨床醫學。還設有西醫課程，如生理、病理解剖、細菌學、病理學以及傳染病學，西醫的內、外、婦、兒等臨床醫學。中西醫課程的比例大致為7∶3。此外，還開設了德語和日語課。解放軍總醫院原院長姜泗長教授在紀念施今墨百年誕辰座談會上說：“［上世紀］30年代施老在創建華北國醫學院時，就倡導中西醫結合。在艱苦條件下，私人辦學是難能可貴的。”

　　在開院的第二年，施今墨又在學院附設了診所。高年級學生學完基礎課程后，可到診所隨老師實習。

　　施今墨十分重視學生的品德教育，親自為學生制定了《醫戒十二條》。這是學生將來做醫生后要遵守的原則。內容包括：醫之為業，為人而非為己也，故不可耽安逸，不可邀名利，但以救人為本務，除保存人之性命，治療人之疾病，解除人之痛苦外，更無所事事；醫者以治病為務，故當但見病人，不當以其富貴貧賤而有所歧異……時至今日，《醫戒十二條》仍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自1932年至新中國成立，在施今墨主持下，華北國醫學院堅持辦學17年，探索出了“德育與智育結合、理論與實踐結合、西醫與中醫結合”三結合的辦學方針。培養出了大批中醫人才，如天津中醫學院原院長哈荔田，貴陽中醫學院原院長袁家璣，北京中醫學院教務長祝諶予等等。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人員這樣評價：“在近百年中醫沒有斷檔，施先生興辦學院、教書育人，為全國造就了一大批中醫高級人才，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創新中醫理論：西醫辨病，中醫辨證

　　東漢醫圣張仲景在《傷寒論》的序中寫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眾方。”他著寫的《傷寒論》，為后人創立了六經辨證的臨床準繩。

　　明末清初，多地瘟疫爆發，諸醫用傷寒法治瘟疫而無效。吳又可比較瘟疫傷寒之不同而著《瘟疫論》。后經葉天士、王夢英等醫家發揮、完善，于是誕生了溫病學派和衛氣營血的辨證方法。

　　西方醫學的傳入，使中醫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施今墨當時清醒地認識到，中醫不改革創新，就面臨被淘汰的命運。1932年中央國醫館成立，施今墨擔任副館長后，開始大力推行中醫改革主張。他與陸淵雷一起，首先提出“統一中西醫病名”案。他認為中醫病名過于籠統，不像西醫的診斷明確，有理化指標，依據更為標準化。如中醫一個“胃脘痛”的病名，可能是西醫的胃炎，也可能是腫瘤和潰瘍。臨床統一采用西醫病名是中醫改革走向科學化的一步。

　　然而此案的提出，立即遭到各省市中央國醫館分館的強烈反對，施今墨也遭到無數指責和謾罵。統一中西醫病名的提案失敗后，施今墨沒有氣餒，1940年由其門婿祝諶予編輯的《祝選施今墨醫案》出版，這本書上的編輯體例，則“按西醫規律化之分門別類”。書的目錄中有流行性感冒、丹毒、猩紅熱、肺炎、肺結核等記載。而治療則完全是中醫的辨證施治。

　　西醫辨病，中醫辨證，這種辨病辨證相結合方法的誕生是施今墨對中醫傳統辨證理論的創新和發展，也是繼傷寒六經辨證、溫病之衛氣營血辨證，中醫辨證理論發展史上的第三個里程碑。

　　以后施今墨又在捐贈給同仁堂的驗方中，率先以西醫病名命名中成藥。如氣管炎咳嗽痰喘丸、高血壓速降丸、感冒丹等。中成藥命名的創新既體現出施今墨的改革精神，也由于跟上了時代變化的步伐而深受廣大群眾歡迎。

　　創新精神、改革意志至死不渝

　　有人說中醫現代化是否定了中醫的科學性。對此，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曾表示：“任何科學都要發展，否則就失去了生命力。……現在‘四化’之一就有‘科學技術現代化’。既然科學技術都要現代化，還要發展創新。為什么被認為是科學的中醫不能提現代化呢？”

　　1962年施今墨在一篇隨筆中寫道：“歷史是不斷進步的，許多國家科學進步一日千里，相信不久電學發明到頂點，便可探測人體內部秘密、癥結所在，真形畢露，一目了然。然后用超聲波、原子能或其他更簡便敏效的藥物治療。”曾幾何時，CT、核磁等設備已在各大醫院普及，放療、超聲、介入等新療法和新的特效藥物已廣泛使用。今天我們不禁為一位80余歲的老中醫半個世紀前的預言所震驚。

　　1969年，施今墨自知將不久于世。他口述了一份中醫改革的建議書，呈獻給周恩來總理和鄧穎超大姐。另外，他給生前工作的北京醫院預立了一份遺囑。醫院公鑒：

　　施今墨預立遺囑，請求解剖尸體事。因本人夙患泌尿系感染，遷延數年之久，時常尿血，紅白血球續續破壞，不斷增加。經過多方治療，多次鏡檢（北京醫院有病案可查）并服中西藥不計其數，均無明顯效果。究不明系屬何種病癥，深懷遺憾。

　　我自愿死后，將尸體交由貴院進行解剖探尋病源真相，倘得病灶所在，將其取出保存研究，以備后來遇有癥狀相似者，用資參考。或為診療為一助，亦仁術之工作也。

　　一九六九年施今墨親書預囑

　　1969年8月22日，施今墨走過了自己光輝的一生。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立下遺囑，將遺體解剖供作醫學研究的老中醫。他的創新精神，改革意志，至死不渝。

　　施今墨（1881-1969），中國現代著名中醫專家、中醫改革家、教育家，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作者為施今墨之子，著名中醫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