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年來規模最大的浙商招聘活動日前在滬舉行。記者在招聘活動中了解到,不但上海高校畢業生每年去浙江打工的人數在增多,而且公務員加盟浙商的人數也有增無減。其中政府/公共事業/非盈利機構行業的白領跨行業跳槽人數比去年同期上漲34%,開啟了新一波公務員“跳槽熱”。(11月22日《新聞晨報》)

媒體報道公務員“跳槽熱”,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我們要看到,新一輪的公務員“跳槽熱”,基本集中在鄉鎮、街道一級的基層公務員群體,而且都是剛剛參加工作沒有多久的年輕人。那些已經工作多年,有了一定職務和級別的公務員,實際上鮮有跳槽者。所以,在筆者看來,類似前幾天媒體熱炒過的山東濟寧市市長梅永紅辭職事件,只是個例,既沒有普遍性,更沒有形成“熱”。

一則,基層年輕公務員的“跳槽熱”,是“圍城效應”的結果。一些年輕人只是聽說公務員工作穩定、福利待遇優渥、社會地位高,所以就報考公務員,甚至是連續考了很多次才考上。結果真的進入體制之內,才發現這份工作并不適合自己,和自己的興趣、愛好、專業特長等等格格不入,于是就產生了“外面的人想進來,里面的人想出去”的“圍城效應”,最終導致一部分公務員趁著年輕辭職下海,另謀高就。

二則,公務員的職業瓶頸確實對“跳槽熱”的形成帶來了影響。鑒于當前的公務員體制,越是基層的公務員,往上升遷的機會越小,而職務升遷和工資收入、福利待遇、社會地位是息息相關的。與此同時,一些年輕公務員的同學、朋友、同事,卻在外企獲得了數倍于他們的高薪,或者是通過自主創業成功,獲得了物質財富上的極大成功,這都會對處在瓶頸期的年輕公務員心理上帶來各種刺激,促使他們反思自己的職業選擇。

伴隨著公務員“跳槽熱”的,是一些企業的“求才熱”。一些招聘企業認為,公務員眼界開闊,做事比較踏實、認真、有耐心、誠信度較高,在行政類等崗位它們會優先考慮錄用公務員。這背后代表的實際上是一種人才的自由流動,有利于整個社會人力資源的最佳配置,最終企業獲得了它們需要的人才,而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也通過大浪淘沙,留下了那些真正喜歡和適合公務員工作的年輕人,這自然沒有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