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考學用的脫節,職稱外語已異化為一種考試工具,不僅無助于專業能力的提升,反倒束縛了專業人才的成長

日前,人社部、衛計委聯合下發《關于進一步改革完善基層衛生專業技術人員職稱評審工作的指導意見》,要求縣級及以下衛生技術人員在職稱評審時,職稱外語成績可不作為申報條件。(11月27日《新京報》)

近幾年,從社會輿論到人大代表議案,要求對職稱外語進行改革的呼聲越來越大。此番人社部、衛計委聯合發文,要求縣級及以下衛生技術人員在職稱評審時,職稱外語成績可不作為申報條件,盡管范圍仍舊有限,也未明確聲明取消這一層級職稱評定的外語考試,但總算是在松綁的方向上邁出了實質性一步。然而,欣喜之余,全方位審視職稱英語的合理性,并在更大層面做出改革行動,仍需加速。

職稱外語松綁的尺度還應更大

有關職稱外語,一個廣為人知的故事是,著名作家鐵流為評副高職稱,考職稱英語和計算機連考12年未通過。這類故事折射出的荒唐性,充分展示了當前職稱外語考試的弊病所在。不可否認,始于上世紀90年代的職稱外語制度,在彼時的背景下,有著推動“外語熱”,培養復合型人才,提升人才全球競爭力等多個方面的考量。但發展到今天,其合理性已越來越受到質疑。

從提升人才的外語能力來看,職稱外語制度的效果實在難以高估。此前有媒體報道稱,我國目前學習英語的人數幾乎超過了某些英語母語國家總人口,但從事同聲傳譯和書面翻譯的高端外語人才依然嚴重缺乏,能勝任中譯外工作的高質量人才缺口達90%。

職稱外語對于所有的技術人才作了統一要求,但因為考學用的脫節,導致其異化為一種考試工具,不僅無助于專業能力的提升,反倒束縛了專業人才的成長。除此之外,因職稱英語的現實“難度”,還滋生了考試作弊的多發,反而弱化了職稱考試的嚴肅性和專業性。

在簡政放權的改革背景下,職稱外語制度的改革有必要植入更多的放權理念。職稱制度是國家人才評價體系的一部分,對各類職稱制定包括外語在內的“統一”標準,看似是“高要求”,但在實際情況中卻產生了反效應——職稱考核標準與實際運用出現斷裂,職稱考試成為一些有真才實學者晉升的攔路虎,他們為了應付考試,還浪費了寶貴的時間。

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行政思維和國家視角下的人才評價標準,在根本上仍是一種錯位的干預。正如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所強調的,職稱外語考試跑偏的根源就在于,本該由學術部門或業務部門決定的事項,被行政權力過多干涉,讓非專業機構來決定專業機構的事。哪些工作崗位需要進行外語考量、哪些不需要,應該由每個單位的業務部門根據工作需要具體決定,而不是人事部門。

應該看到,在當前市場經濟充分發展的背景下,包括專業技術人才在內的知識分子,已經不限定于在公共部門任職,市場對他們的需求也非所有的國家職稱考試所能夠評定和囊括。因此,他們的專業水平如何,測評權力可完全交由第三方的專業化市場機構,同時對于人才的評價標準,也應該更多地讓市場化的用人單位來制定。從國家視角來進行統一要求,既缺乏靈活性,難免與市場的實際需求產生沖突,也與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要求不符。

在頂層設計層面,決策部門并非沒有意識到職稱外語改革的必要性。2013年3月,人社部相關負責人就表示,職稱外語改革將進行試點,按不同專業領域進行劃分,突出實踐要求。但到目前為止,職稱外語的改革仍處于碎步走的階段,整體化的改革依然未能推行。是時候掙脫包括考試經濟等在內的利益掣肘,讓職稱制度與時俱進了。

至于具體的改革方向,無論是讓外語成為職稱評定的參考條件而非決定條件,還是通過更專業的職稱細分來判定外語成績的權重,最重要的是,要少一點行政本位,多一點市場意識,讓改革在全局層面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