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韓書力（右二）與藏族青年在一起。

人們常說性格即命運、愛好即命運，其實也不盡然。比如我在25歲之前，是絕對想不到自己這輩子會與西藏有什么交集的。只記得上世紀60年代初，我和饑腸轆轆的同學們被同樣吃不飽飯的老師帶到民族文化宮，參觀了揭露西藏農奴制的展覽，許多實物展品令觀眾觸目驚心。以致多年之后，我只要看到民族文化宮的照片，當時那一張張又干又黑的人皮便在眼前晃動。當然，那已是舊西藏的事了。

不曾想，1973年深秋，命運之舟竟然將我從屯墾戍邊的黑龍江畔載到雪域高原，并且讓我心甘情愿地在這片高天厚土上生活與走筆了40多個春秋。我努力行走在西藏的大地上，見證了40年來西藏社會歷史的變遷。

毋庸諱言，那時的西藏，在多數人的心目中，還是荒寒貧困與落后的代名詞，遠非今日發達繁榮的西藏。記得那時下鄉深入生活，如果不能按飯點趕回縣、鄉招待所去買“老三樣”———凍土豆、凍蘿卜、凍圓白菜的亂炒加“出土饅頭”（堿放不勻又經反復蒸熱之故），就真只剩下攢著鈔票、糧票喝西北風的份兒了。就連縣城獨有的貿易公司空空如也的貨架上，能吃的東西似乎只有一種過期許久的印度餅干。

1976年，韓書力（左一）與中央美院老師在拉薩。

即便就是這樣的物質條件，我及我的同行們仍是你爭我搶地上山下鄉、走村進寨，深入農牧區，深入邊寨寺院，并能自覺地做到與藏族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這幾乎成為那些年文藝工作者共同的準則。那時的人大多都是一根筋，這是缺點更是優點。反正幾十年下來，借助搭車、騎馬、徒步，我竟走完了西藏版圖中74個縣里的71個縣，至于區、鄉、村、牧場更無法記數了。從日記看，僅僅日喀則地區，自去年8月往前推，我已有92次的下鄉記錄。

作為一名老西藏，40年來，我的所見、所歷、所畫，從人到事，甚至是事件不能算少，但多數過后并不思量，倒是一些很細微很普通的尋常小事，令我一直難以忘懷，并實實在在地支撐著我40年的高原堅守。

初到西藏，我的感受是這里真是無山不美、無水不秀，尤其是藏族同胞那雕塑般的形象，有如磁石般地吸引著我，仿佛有畫不完的速寫、畫不夠的頭像，終日都在亢奮中。那時，只要有好景致、好形象，選好角度一屁股坐下就畫，根本顧不上腳下是泥是水。有一次，好奇的孩子們圍攏一陣正慢慢散去，就在我一筆一畫地勾勒時，突然腰間被一塊飛來的石片撞了一下，開始我以為是哪個藏娃的惡作劇，但四處看看一個孩子影也沒有，只見兩三個女社員背著麥秸緩緩走過，其中一位用手比畫著我坐的地方，原來冰已被我焐化，棉褲濕了一大片。直到這時，我才領悟到人家的好意！再摸摸背后那片被太陽曬熱了的石片，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幾十年過去了，但我不曾忘卻那片飛來石的溫度。

“文革”后期，“一平二調”和割資本主義尾巴的荒唐政策，搞得西藏農牧區幾近凋敝。我的供職單位———西藏革命展覽館，還要經常派業務人員到地縣搞農業學大寨巡回展。為了能多畫點東西，我和同事們每每放棄招待所的“老三樣”而就近在老鄉家蹭飯，反正按規定每餐交四兩糧票三毛錢就行。今天在巴桑家，明天在頓珠家，所謂午飯就是清茶（酥油茶平時是喝不上的）和糌粑團，果腹而已。一次在次仁朗杰家搭伙，飯后整裝待發時，他的妻子笑盈盈地從廚房端出一盤煮雞蛋，不由分說地往我們的兜里塞，幾個小孩子目不轉睛地盯著我們推來讓去的雞蛋。孩子的目光，傻子都能懂。這盤雞蛋說不定就是這家人去供銷社換油換鹽的資本呢！盛情難卻，我們只好每人當場吃了一個熱乎乎的農家雞蛋，余下的留給了更需營養的孩子們。事后很久，我仍在不斷地問自己，次仁朗杰夫婦為什么要如此隆重地招待這幾個來自內地的或許再也見不到面的不速之客呢？

1987年，韓書力（左）和臺灣畫家劉國松（中）、西藏畫家巴瑪扎西在拉薩。

到了改革開放的80年代，西藏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改觀。我的新供職單位西藏文聯也有條件租一輛“解放牌”卡車送我們一行5人西行阿里，對古格王朝遺址藝術做破冰之旅。盡管車是舊的，司機多吉才19歲，是個新手，但我們仍每天興致勃勃地追著太陽西行、西行，逢山越山，遇水沖刺，好不威風。不曾想，在接近阿里地區的馬泉河中，車擱淺了，進退不得，因處無人區又是單車，根本無法自救。畫家巴瑪扎西與司機只得徒步返回幾十公里外的仲巴縣城求援，我們則留在河邊守車、打魚、撿柴，每天一包方便面地苦等。7天后的下午，巴瑪他們終于帶來了援兵，21位藏族壯漢乘一臺翻斗車伴著歌聲與汽笛聲一溜煙地飛奔而來！車未停穩，只見他們紛紛跳進刺骨的河中系鋼纜、挖輪胎，齊心協力地人推車拉折騰了好一陣，終于把“解放牌”拽上了岸。那種被救于水火之中的慶幸與激動，讓我們竟不知該如何感謝他們，任何語言都是蒼白的。機靈的小翟拿出僅剩的半包煙，阿布又趕忙翻騰出一把大白兔奶糖，我能做的只是為這21位救星們照了幾張當時尚屬稀罕的彩色合影，然后便目送其返回縣城。他們當中無一人提到錢，提到誤工費、汽油費。屈指算來，馬泉河擱淺已是31年前的事了，但我時時在回味，在咀嚼，那一車日喀則建筑二隊的老少師傅們，彼時彼境想到的一定是比金錢更為金貴的東西吧？

再回到1974年除夕，那是我與畫家龔鐵到西藏工作后的第一個春節。西藏革命展覽館顧問雪康·土登尼瑪同志怕我們佳節思鄉，特別邀請我倆去他家過年。雪康同志是一位貴族出身的藏族老革命，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即任西藏愛國青年聯誼會副主席，且藏漢學養深厚，是被譽為“西藏的天知道一半，地知道一半”的大學者。上世紀50年代，他曾率西藏青年參觀團進京，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領導的親切接見。除夕那天傍晚，我們懷著某種說不清的期待敲開了雪康家門，受到全家人的歡迎，雪康夫人頓珠卓瑪圍著圍裙正在這間不足12平方米的房間一角忙活著年夜飯，雪康則在指導大兒子擦汽燈罩。我打量著雪府的陳設，發現唯有兩件物品與我們宿舍不同———一臺進口半導體收音機，一塊泡沫軟床墊。我有些失望地脫口問道：“顧問，您家里為什么不掛上毛主席接見您的照片？如果有這張照片在墻上護佑，那紅衛兵們恐怕就不敢三番五次地抄您家了吧！”“嚇！小韓，‘文革’是整個國家的運動，也可以說是個劫數，我就是要看看自己能否渡過這個劫。再說戴戴高帽子、坐坐噴氣式也算一種特殊的人生經歷吧。至于大會小會的批斗，肯定有對有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唄?！毖┛低酒届o的回答和那豁達的神情，時至今日句句在耳、歷歷在目。在仕途貶謫、政治迷茫的人生低谷期，雪康同志身上沒有自憐與悲哀，有的仍是其一以貫之的達觀與并不容易做到的隨遇而安。

1980年，隨著民族地區各項政策的調整落實，雪康同志重新安排工作，擔任自治區政協副主席。當時我在中央美術學院讀研。一次得知雪康同志來京開會，我受全家委托到西藏駐京辦事處去看望他，并約好第二天（星期天）來寒舍作客。次日一早，我領著雪康擠上五路公交車，直到前門才幫他搶了個座位。整整21站的路程，這位藏族高級干部竟是跟我有說有笑地往返于城南城北，雖然當時的他原本一個電話就可以讓辦事處派小車接送的。事雖不大，但我正是從這件小事上讀出得意之時的雪康們平和隨順的品格的。我以為這是藏民族的風度，是飽學之士的自重，更是共產黨員的修養使然。

類似的事例，舉不勝舉。不過我相信讀者朋友僅從上述幾例也可以大致領略到我在西藏40年來所處的人文環境的陽光與友善，所吸吮的高原地氣的溫潤與純然。

1992年春，我專程去北京西郊拜望大病初愈的吳作人先生，并向他簡要匯報了西藏美術隊伍的情況。吳先生問我有無回中央美院的打算，我回答現在還沒有，再說那邊的工作、創作我也真的走不開。吳先生欣慰地說：我看你就嫁給西藏吧。細細想來，可不是嘛，我早就嫁給西藏文化了。就個案來說，我是自到雪域高原之后，才慢慢摸索到自己的表現領域和繪畫語言的，才慢慢懂得了“善取不如善舍”的做人作畫的道理的。因此，我視這片平均缺氧40%的極地高原為自己的福地樂土，以致不知老之已至，樂不思蜀了。

記得300多年前的倉央嘉措寫過一首詩：

最好還是不相遇，如此便可不相識。最好還是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

40年前，作為一個普通的漢族青年，我遇見了西藏、西藏同胞與西藏文化，并得到了他們的護佑、接納與滋養，實在是三生有幸！如此也確定了我與西藏難以割舍的情緣。身在高原，多年來經受大自然的洗禮與漢、藏文化的雙重加持，理應眼界與心界更開闊、更坦蕩。我愿更加自覺地使用自己的生命長度，更加努力在萬里高原上去追尋、去攀登那一座座圣潔的藝術雪山。

（作者系西藏文聯名譽主席、西藏美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