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購領域發生的一些案例，以及由此引發的投訴、行政處理直至法律訴訟，都是對政府采購參與各方的法定救濟和保護。制度、執行、監督三位一體，才能推動政府采購制度日臻善境。

在廣東省紀委近日發布的10起公共資源交易腐敗典型案件中，中山市城管局原局長李健生插手單位辦公用品和耗材采購、受賄364.9萬元一案備受關注。有常年參與政府采購的企業老總說，領導直接干預政府采購招投標已經很少了，但為某個特定企業“量身訂做”的現象沒減。

疏浚政府采購的救濟與問責渠道

從2003年1月開始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算起，政府采購法治化之路已經走了將近13個年頭，成績還是有的，領導直接干預政府采購招投標少了，說明官員依法行政的意識長進了，不敢明目張膽地違法亂紀了。為某個投標企業“量身訂做”，在尊重規則下搞“小動作”，至少比直接硬干預要好一些。“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出現，一方面是“政策”完美度不足，給了鉆空子留下空間；另一方面是“籠子”密實度不高，給公權力留下撒野機會。前者需要制度供給，相關制度運行多年之后，存在哪些漏洞，有必要進行檢修，打補丁堵住管涌，后者則需要體制內外的雙重約束。

體制內約束討論從一個例子開始——10月中旬，媒體曝出廣州市多個單位的政府采購預算中出現“天價”現象，包括千元U盤、16萬元復印機等。輿論對此反應強烈，你猜結果是什么？相關負責人回應稱，系單位財務不專業導致出現差錯。一句“差錯”就把“天價事件”輕輕抹平，沒有任何人受到任何問責。此前，遼寧省撫順市財政局采購“天價U盤”事件，也只是叫停該采購項目而已。體制對政府采購中的不端行為如此輕縱，其破窗效應不言而喻。公共政策監控，按時態可分為事前、事中、事后監控。事后監控效果雖然不如事前、事中，仍不失為一道關卡，若嚴肅查處，足以警示他人。要是這道關一并失守，就是“全線潰敗”。

企業，作為政府采購招投標行為中的一方，亦負有約束政府行為、幫助完善政府采購制度之責任。話題也從一個例子開始——因質疑“非典”后一場高達114億的政府招標采購存在暗箱操作，一家投標企業起訴財政部，被稱為“政府采購第一案”。該案走過10年之后，北京市一中院于今年6月19日出具行政判決書，判決撤銷財政部于2014年5月9日作出的《財政部投訴處理決定書》，意味著起訴公司獲得了“階段性勝利”。企業打政府采購官司，形成巨大輿論壓力，倒逼體內力量介入，對解決問題和完善制度皆有裨益。

正如曾因政府采購被格力空調告上法庭的廣州市財政局事后表示，政府采購領域發生的一些案例，以及由此引發的投訴、行政處理直至法律訴訟，都是對政府采購參與各方的法定救濟和保護。制度、執行、監督三位一體，有效互動，才能推動政府采購制度日臻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