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11月1日，第三屆許慎文化國際研討會在河南省漯河市許慎文化園隆重開幕。百余名國內外“許學”研究的專家學者圍繞許慎文化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價值和地位以及許慎文化在國內外的研究與發展、許慎文化的內涵、許慎作為經學大家與文字學家的貢獻以及許慎文化在漢語熱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起到的推動和促進作用等問題展開研討。第九屆、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嘉璐宣布研討會開幕并作了主題演講報告，反響熱烈。

許嘉璐

許慎是漯河的驕傲，至今還在教誨著、影響著漯河市城鄉的男女老少。漯河人民把許慎看做是自己城市的名片。名片者，實之表。實，就是繼承了許慎對傳統文化的珍惜和弘揚，尤其是對漢字的熱愛和學習。

每次參加有關許慎或《說文解字》的研討會，我都會有新的感悟。的確，許慎、許慎精神是一個近乎永恒的話題，因為古往今來的所有人，都是民族文化的傳遞手，其中優秀者以其創造精神與成果為無數代人在許多世紀中形成的傳統增添新的成分。這樣的人，歷史會記住他。任何文化只能在不斷創造中前行。沒有了源源不斷的新成分，文化就會失去生命力，也將如大江大河和灌木叢林，沒有了來水，就會枯竭，就會消亡。許慎，就是在中華文化傳承中一個關鍵時期涌現出的一個巨大的波濤，一顆耀眼的星。

據范曄說，許慎“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謂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他又說：“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于是撰《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于世。”《許慎傳》雖不足百字，卻為我們勾勒了許慎的主要成就。與范書略有不同的是，許沖謂其父“本從賈逵受古學”，“恐巧說邪辭使學者疑”，遂“博問通人，考之于逵，作《說文解字》”。綜合二文，我們可以約略知道，許慎乃道、器兼治者。這里所謂的“道”，即指五經所體現的天地人之道、治世為人之道；所謂“器”，則是為了認識、掌握、通達“道”所需要的工具和途徑。二者相較，許慎更重視對“道”的闡釋，用力也最勤；“時人”也是這樣評價他的。但是，后世許慎卻僅以《說文解字》名，連范曄也不曾提及他的《五經異義》。這是什么緣故？我認為，這應該由當時的社會狀況和文化變遷兩個角度審視。

一個人、一部書、一個事件，其價值無論正負，往往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在人、書、事出現的時代，人們就已經從多個側面感受到其不同方面和層次的價值，而觀察分析者又各有所重；待到后世，則更加上了時間、地點的轉換、遷移的因素而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認知與采擇。

許慎所處的時代，雖然“百家”開始恢復了些生氣，但儒學依然獨尊，而且已經揉進了原始儒家所沒有的，包括曾經拒斥過的學說和思想；另一方面，經西漢的今古文經學之爭，此時今文經學依然居于統治地位。這一背景映射到許慎身上，至少顯示出相互關聯的兩點特質：一、他把深究五經的經義視為首要；二、為解經而追尋文字和語言的真義。前一點，由他治學的次第、范曄對他的稱贊以及“時人”的評價可以得到確證，雖然鄭玄已經引用《說文解字》，但許慎被他稱道的首位還是在五經方面的造詣；后一點，則充分而直接地體現在《說文解字》的《敘》中。

附帶說一句，后世歷經數朝以至有清，學界一直把包括“字學”在內的“小學”列為經學的附庸。從歷史的角度看，這是延續了“經學”初現時的定位，而非后代“不重視”或“沒有認識到語言文字的重要”所致。甚或我們可以說，對小學的這種定位，正符合中華文化對語言文字的認識。而自19世紀末葉起，因為受到傳到中國來的西學學科分類法和西方依附于哲學與民族志的語言學的影響，催產而生的中國語言文字學（當時只有漢語言文字有此榮幸），已經基本離開了中國的傳統，缺少了對文本的全面研究。這一路向或維度和許慎有著巨大的差異。

時逾千載，逐漸地，世人對許慎關注的重點轉移到了《說文解字》上，連他所作過的《淮南鴻烈解詁》也只是在介紹其生平事跡時提到而已。在我看來，其《五經異義》和《淮南鴻烈解詁》之消亡，并不是后世注意力轉移之因，而是其果。這就是不同時代對許慎價值的不同認知和采擇。我們對范曄所記的時人贊語最好不要因《五經異義》的亡佚而輕易放過，從許慎經學“命運”的這一起伏中，也許能得到一些額外的啟發。

時間是最好的檢驗師。以今天人們回顧歷史的眼光看來，許慎一生所做的貢獻中價值最為長久的、可能也是他最為中意的，還是《說文解字》。

后世之人對歷史上的人和事，都應該把他們放到整個歷史長河中，放到有關人、事、物所處的環境中去認識和研究，雖然這是十分困難的，有時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還是應該盡量避免把他們當成歷史的橫向切片。本此以觀察許慎對五經和文字的研究，我們似乎可以說，他完全是從現實的需要出發的，他的興趣也是因現實的需求而激發，而升華的；而且他把這兩個領域之間的關聯性很透徹、明朗地揭示了。我們可以說，他是懷著歷史的使命感從事研究的。歷代的經學無不與時代的政治和社會緊密相關，對五經的理解和利用也就隨著時代而異。這就是歷代解釋五經的人、書、事層出不窮的緣故。今文經學的成果早已零落，即使是古文經學毛、鄭諸大家“實事求是”的訓詁，乃至保存在先秦文獻中的詞語解釋，固然仍是后世重新闡釋文獻的最重要資糧，但往往也是后來者質疑的對象。漢代經學著作，包括許慎著作的留存與刪汰，確乎如俗語所說，“世事無常”。而《說文解字》，除了因說解文字時形音義一體互參，言有所據、承前啟后，歷千年檢驗而益顯其可貴，集先進的工具性和可以驗證的科學性于一體之外，許慎在書中還揭示了文字和語言的許多規律，或許更具有垂后的價值。

人們常說，語言文字是人類交流最重要的工具，體現著各個民族的特性。當然，對工具也應該或必須加以不斷深化的研究。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利其器的目的，則在于更好地交流——“己”與“他”的交流、古與今的交流———在于利用最好的工具作更為準確的思考，以及在這基礎上推進人類智慧和社會的發展。換言之，語言文字既是人們研究的“對象”，但又不應該成為純粹的研究“對象”。說“是研究的‘對象’”，是因為研究者必須保持盡可能的客觀性，盡量減少主觀因素的干擾，例如誤知、不知，偏好、執著等。說“不應該是純粹的‘對象’”，則是因為語言文字并不是純客觀事物，它是人類的創造物，卻直接地承載著主觀的觀念和感情，因而是介乎主觀與客觀的中間物，有時需要研究者的主觀“感覺”（包括“語感”），必要時要有“人工干預”，例如對詞語感情色彩的斟酌、對有些概念界定的推敲、對語法“規范”的論述、對研究價值的判斷等。同時，研究者也不應該本著“價值中立”的思路，為了研究而研究。這兩方面的情況在許慎對語言文字的論述和對9353文的解釋中，幾乎都得到了充分體現。他對文字的說解，既不全盤照抄前人經典注釋的成說，又包含著或呼應著傳承下來的成果；他有時依序列出數說，而又把以為正解者列為第一；至于他在釋義時的“主觀介入”，例子就更多了。應該引起我們特別關注的，是我們已經談到的，他作《說文解字》既從經典中來，又為解讀經典服務———他始終把語言文字作為傳承中華文化的工具對待。許慎在2000年前，以其對語言文字樸素的哲理認知和剖析，給了我們深刻的啟迪。

美國歷史學家杜蘭特夫婦在1968年說過：“一個人，無論他是如何光彩奪目或者見識廣博，在他的有生之年，也不可能無所不知，總是能對他所在社會的習慣和風俗做出明智的判斷與取舍。因為這些習慣和風俗，是無數代人在許多世紀的歷史長河中形成的智慧與經驗的結晶。”他們所說的智慧與經驗，其實就是文化的傳統。中華文化的傳統猶如長江、黃河，兩漢文化是其中水面寬闊、波濤洶涌的一段，漢代的經學是這段大河的中流，而許慎則是在這中流中涌起的巨濤。他對儒家經典及其精神“明智的判斷與取舍”化為獨特的見解和對經典用字的扶正祛邪，實際上是增添到中華文化大河里的，如杜蘭特夫婦所說的“智慧與經驗的結晶”。

從上述的分析和敘說中，我們可以引發出什么結論呢？我覺得不妨撫膺反思：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者，許慎學術和精神的弘揚者，我們對許慎所關注的，是他的全部嗎？許慎留給我們的，除了《說文解字》和后世只能窺其一斑的《五經異義》、《淮南鴻烈解詁》這些顯見的文字，還有什么應該開掘的？

環顧宇內，比漢字出現更早的文字非只一二，古代文獻流傳至今者，中國也并非為最古；但是時隔數千年，今人仍可較少障礙地閱讀古代文獻的，唯有中國。這是為什么？除了漢字的特質、華夏之族因重繼承而珍惜歷史文獻等因素之外，不能不承認許慎搭建的“古”、“今”文字的橋梁起了很大的作用。許慎之功偉矣。試想，如果天不生許慎，任由其時之人或后繼者“詭更正文，向壁虛造”，“變亂常行”，則前人何以垂后，后人何以識古？也許華夏大地早已因文字、語言的分化和混亂而分崩離析，百國林立，戰爭不斷了。試看歐洲，因為各個民族都視自己的語言或方言有著無可比擬的尊貴，“神圣不可侵犯”，又沒有杰出的作家和作品能夠成為共同語的楷模，于是在中世紀之后紛紛建立了民族國家，幾乎無一歲沒有殘酷的戰爭。雖然自18世紀以來出現過不止一個梟雄想以武力統一歐洲，但是除了造成社會的停滯、給后人留下慘痛教訓外，一無所獲。當代建成的歐盟，其愿景仍是想構成統一的歐洲，幾十年來的效果我們已經看到了。和歐洲可以略成對照的是，公元7世紀以前，阿拉伯半島一直處于無數部落方言并存、多種原始信仰不共戴天的混亂爭戰之中，是伊斯蘭的先知穆罕默德，以文字典雅優美的《古蘭經》，在創建一神教的同時也統一了半島，形成了阿拉伯民族的共同語，半島迅速成為“世界的中心”。雖然自19世紀以來一股“民族主義”之風已把阿拉伯世界攪得周天寒徹，但是民族認同感和力圖恢復半島和平統一，仍然是多數阿拉伯人的期望。

在今天我們研討許慎精神的這一場合卻說到幾千里之外、十個世紀以來的事情，似乎離題了；其實我是想說，以世界歷史的和當今環球的視野觀之，2000年前的許慎，因當時經典文字的混亂、天下可能因此而更不太平（具體的情形我們也不可得而知了）痛心疾首，鍥而不舍地道器兼治，其所慮深矣哉，遠矣哉！

任何文化都是一個完整的、動態的體系，我們也可以把它比喻為人的身體，各個部分之間都有著顯性的和隱性的、極其復雜的關系。對文化內部所存在的那些關系，至今人類所知甚少。歷史所記敘的不過是在過去的時空中發生事件的幾根筋骨罷了。即以許慎而論，由于后人對他所處時代的細節、氣氛難以想見，對他問學、治學，例如如何“考之于逵”的情況，以及他生活、寫作的場景、他對社會的感受和看法等，更是一無所知。而這些都可能對他辟官不就，圍繞著五經耕耘不止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我們對許慎的研究與想象也只能取其犖犖大者。

話說到此，似乎可以把我要表達的意思歸納一下了。

1. 一部《說文解字》，不僅給了當時和后代一把打開古代文化的鑰匙，而且在人生的價值、對學術意義的追求、治學應有的精神和治學方法等多方面都有著他留給我們的財富。

2. 《說文解字》作為解經的工具、經學的附庸，無意中與人類文化發展和其他民族的字典辭書走了一條相同的道路。這條路線就是，由解釋經典（在西方則是宗教經典）開始；在對字詞的詮釋中包含著具有民族鮮明特色的哲理；其后逐漸拓展為全方位解釋民族詞語，幾乎囊括了民族的全部知識；到這時，解釋詞語的工作遂由為保持與傳承民族的核心內容，轉變為記錄和傳承民族文化的利器。也就是從這時起，西方詞典學輸入中國，中國的詞語解釋逐漸離開自己的傳統，并且影響了對古代文獻的詮釋。

3. 既然《說文解字》的歷史功能如此，各個文明社會詞語解釋工作發展的大體情況如此，因此就向從事這一工作的人們提出了這樣一個要求：不忘傳統，全面把握民族經典的內容和哲思，盡可能地把握經典醞釀、產生、發展和演變的歷程；現代字典辭書的編纂者，則應努力成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4. 治“說文之學”，最好能有相當比例的學者做到義理與“小學”兼顧。誠如許慎給我們啟示的那樣，二者非但不是絕緣的，更不是對立的，而是彼此關聯、互補互足的。許慎是我們的榜樣，在他之前的孔、孟、荀以及先秦諸子，以至近世的戴震、阮元諸公，也都是我們的表率。

5. 繼承和弘揚許慎，就需要“專”而且“通”，二者相輔相成。學者各有所好，業有專攻。欲專，難矣；而欲通，或更不易。視有清徽派諸老，確可稱為通家者，似唯戴東原一人而已。段氏懋堂雖謹遵師訓，一生治學勤苦，但至晚年猶以未達其師之境為憾。迨及百年以來，學者、學術一律按西方制度分類，于是專家多，通家少。錢學森先生之問，雖一時難以全面解答，但我想，專而不通、彼此隔膜已成常態，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我真誠希望，在文字、訓詁、音韻版本、校勘學界的年輕朋友中，既多多涌現杰出專門家，也出現一些通家，這樣，庶幾若干年后，在中華民族特有的“小學”領域甚至經學、史學等領域或許能夠誕生作為一個時代標記的大師。讓我們期待著。

（作者系第九屆、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