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手”

　　“一把手”掌握著本單位的人事任免權和較大的項目自由裁量權，權力過大、過于集中，再加之缺乏有效監督，是“一把手”成為腐敗重災區的根源。一些地區、領域腐敗案件高發的背后，“一把手”帶頭腐化墮落往往是關鍵性因素。受“一把手”影響，下屬干部中易形成一種“追隨心理”，導致本地或本行業內“頹腐風”盛行，窩串案頻發，腐敗面擴大，政治生態惡化。

　　【典型案例】

　　安徽省蕭縣原縣委書記毋保良因受賄折合人民幣1900萬余元被判處無期徒刑。經查，曾向毋保良送禮的人員多達近300名，公職人員占一半以上，最終導致其中80多名干部被免職，其中包括十幾名縣直單位領導和全縣23個鄉鎮中的近20名黨政“一把手”。

　　甘肅省平涼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任增祿，曾擔任“煤都”華亭縣縣長、縣委書記，因受賄罪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他的倒臺在當地引發了一場政界地震。這位前縣委書記同案牽涉129名同僚和下屬，129筆賄賂主要涉及干部任命、人事調整、工作調動、職務升遷等，幾乎完整覆蓋了該縣縣委、縣政府各部門以及各鄉鎮政府機關，涉案金額超過千萬元，交織出一張觸目驚心的腐敗網絡。

　　“身邊人”

　　領導干部手握大權，其配偶、家屬、子女、秘書等身邊人因此成為一些熱衷于權錢交易者行賄拉攏的主要對象。近年來，領導干部身邊人案件一直呈上升趨勢，且多數是窩案串案，涉及面廣，影響惡劣。

　　【典型案例】

　　周本順是十八大以后被調查的第一位在任省委書記。在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對其的通報中有這樣幾句話：嚴重違反廉潔紀律……為其子經營活動謀取利益，家風敗壞、對配偶子女放任縱容。周永康等人的落馬，也帶有“全家腐”的特征，另外秘書腐敗也是一個重要方面。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劉鐵男與劉德成父子也具有同樣的特征。根據檢方的起訴書，劉鐵男幫助南山集團解決3萬噸氧化鋁購銷合同，南山集團董事長將購銷差價中的750萬元人民幣匯入劉德成控制的公司；劉鐵男幫助張愛彬在北京成立廣汽豐田汽車銷售店，張愛彬將新公司30%股份送給劉德成，之后又用1000萬元人民幣回購股份。

　　“黨組織失職”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113條至第115條明確了“黨組織失職”等違反工作紀律的行為，比如黨組織負責人在工作中不負責任或者疏于管理，給黨、國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財產造成較大損失等，并對處分情形作了明確規定。

　　【典型案例】

　　2014年6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地區紀委接到有關反映喀什地區教育學院黨委書記、副院長王鵬先的問題線索后，調查發現，王鵬先在工作中不負責任疏于管理，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不力，致使喀什地區教育學院黨委形同虛設。在新校區建設過程中，召開三次黨委會議，研究施工單位給學院“捐贈”車輛，先后收受4家中標施工企業5輛車；設立“小金庫”用于賬外開支。學院有關領導班子成員還商定，向施工企業收取罰款用于賬外開支。王鵬先明知道這些做法不符合中央有關規定，不僅沒有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反而參與其中，為新校區項目辦和實訓基地違規購買車輛和請客送禮。王鵬先作為黨組織負責人，對眼皮底下的違紀行為視而不見甚至主動參與，黨的觀念淡漠、紀律意識松弛。2015年2月，喀什地區黨委決定，給予其留黨察看二年處分。

　　“公務接待”

　　一段時間以來，“大吃大喝”一度成為公務接待中最遭社會詬病的問題，“被接待”現象十分突出。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規定》，以公務接待厲行節約為主線，緊緊抓住創新管理和深化改革這兩個“治本”之策，力求根治公務接待頑疾，遏制“舌尖上的浪費”。

　　【典型案例】

　　“原以為已經退休‘安全著陸’，沒想到就因為退休前按照‘慣例’吃吃喝喝，被給了個黨紀處分，還被通報得路人皆知。真是后悔莫及……”這是海南省儋州市退休干部梁志仁的懺悔。

　　梁志仁，曾任儋州市商業總公司總經理，去年6月退休。去年8月，根據海南省紀委黨風政風監督室《2014年“五一”及端午節期間明察暗訪線索核查分工方案》提供的線索，儋州市紀委安排核查該市商業總公司部分大額消費發票，結果在核查該公司財務賬目時，發現線索外的部分票據疑似公款濫用，從而查清梁志仁的違規違紀事實。經查，2014年1月至6月期間，梁志仁先后7次擅自用公款宴請私人朋友共計3775元。2014年4月至6月，市商業總公司在3筆公務接待中，沒有履行相關接待審批程序，且接待超標準1845元。梁志仁因違規用公款宴請私人朋友和公務接待超標準，被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會所”

　　在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對不少違紀高官的通報中，“嚴重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多次出入私人會所”這句話頻頻出現。

　　所謂會所，簡單地說，就是以會員制消費形式而交際娛樂的特定場所。因為會所運行的私密性和隱蔽性，會員在會所里消費的一些非公開化服務項目，無法被外界察覺。某些高檔會所已經異變成為專為富商與政要交際生活的灰色空間，游走于法律規章的邊緣。各類會所正逐漸演變成滋生腐敗的新溫床。會所腐敗，成為國家工作人員腐敗的一個新變種。

　　【典型案例】

　　在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的通報中，河北省委原書記、省人大常委會原主任周本順，廣東省委原常委、廣州市委原書記萬慶良，國家行政學院原黨委委員、副院長何家成，吉林省政府原黨組成員、副省長谷春立，江蘇省委原常委、秘書長趙少麟等人，均存在“多次出入私人會所”問題。

　　據報道，萬慶良在中央八項規定出臺后，特別是中央整治“會所中的歪風”通知下發以后，仍然多次出入私人會所，甚至于在被組織調查的前幾天，還到會所里面去大吃大喝。安徽省政協原副主席韓先聰2013年1月任職以來，就多次出入高檔酒店和私人會所接受黨政干部、國企老總、私企老板的宴請。在中央紀委對他宣布立案調查決定的當天，他的手機信息顯示，當天他有兩場飯局，中午晚上各一次。

　　“圈子”

　　大量案例表明，領導干部腐敗大多是“圈子腐敗”。這個圈子的圓心，就是手握權力的領導干部，半徑就是濫用權力謀取私利，圓周就是依靠領導干部濫用權力獲取私利的人。官場圈子最常干的有兩件事：帶病提拔和官商勾結。前者損害黨紀政紀，后者涉及職務犯罪、危及市場公平，為法治社會所不容。

　　【典型案例】

　　南京市原市長季建業對自己的“總結”是：“回過頭來看，我的主要問題發生在一個20多年的朋友圈。”季建業的朋友圈，是一個低調而又隱蔽的小圈子，此前季建業任職過的很多地方，只有極少人知道季建業的這個神秘“朋友圈”。在這個只有六七個人的“朋友圈”中，有的是他的部下，有的是他的朋友，絕大多數是1990年季建業任吳縣縣委副書記時交下的。徐東明是最典型的一個，他曾是季建業的部下，也是向季建業行賄數額最多的人。據了解，自1992年起，季建業就接受徐東明的請托，利用職務之便幫助其調動工作。自認識開始至案發，在20多年的交往中，季建業先后為徐東明及其單位提供了大大小小多方面的幫助，包括為徐東明調任蘇州太湖國家旅游度假區某公司項目部經理、承攬昆山賓館設備供應項目、開發“龍都廣場”房地產項目、競拍江都市寧通高速公路附近土地提供幫助等。當然，他也收受了“朋友”們不少的賄賂。

　　“兼職”

　　官員兼職現象在現實中并不鮮見，不少官員打著“兼職”的幌子，官場風光無限，商場照樣拿錢。手執權力的鞭子，攬著企業的票子，是違規兼職官員打的如意算盤。然而再高明的掩蓋手法也只是機關算盡，所謂“兼職”背后昭然若揭的是錢權交易、利益輸送，“權”“利”雙收只不過是貪腐分子的黃粱美夢罷了。

　　【典型案例】

　　教育部12月1日通報，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劉亞因存在違規兼職取酬問題，被給予嚴重黨內警告處分并免去其校內職務。學校黨委書記、校長均受到黨內警告處分。

　　根據調查，自2009年1月至2014年12月，劉亞在6家公司兼任獨立董事，取酬126.6萬元。劉亞在經濟實體中的兼職情況，未向組織報告，兼職取酬未在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中申報，嚴重違反黨的廉潔紀律和組織紀律。

　　調查組同時查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商學院原院長湯谷良在擔任院長期間，先后在4家上市公司兼任獨立董事，兼職取酬合計人民幣152.9萬元、港幣120萬元。據悉，湯谷良向學校隱瞞了取酬問題，還多次持因私護照出國執行公務，擅自延長出訪時間和更改行程路線，在科研經費中還報銷其妻女往返美國機票費用，嚴重違紀違規。

　　“小金庫”

　　私設“小金庫”，也是中央巡視反饋情況里經常出現的一個詞。“小金庫”，是指違反法律法規及其他有關規定，應列入而未列入符合規定的單位賬簿的各項資金(含有價證券)及其形成的資產。一些單位、領導之所以迷戀“小金庫”，主要是因為小金庫是“不見陽光”的，可以秘密的、隨心所欲、不受監管地花錢：用小金庫的錢為自己謀利聯絡“感情”請客送禮；用小金庫的錢供個別領導花銷大吃大喝，用小金庫自己違規給單位職工發購物卡，游山玩水，但凡不敢、違規報銷的費用都在“小金庫”一一報銷，包括一些領導和相關人員也敢私分小金庫的錢。

　　【典型案例】

　　自2003年起，特別是中央八項規定出臺以后，北京郵電大學有關部門及科研人員通過列支會議費、餐費、住宿費等方式，將套取資金(主要為科研經費)支付到北郵科技酒店，用于有關支出，結余資金形成“小金庫”，涉及資金達到280余萬元，造成國家和學校資金流失，嚴重違反工作紀律、財經紀律和廉潔紀律。該校出現大范圍違規違紀問題，既反映了學校監管工作失之于寬、失之于軟，制度執行不到位，也反映了學校對黨員干部教育、監督、管理不嚴格，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為嚴肅執紀問責，經教育部黨組、北京市紀委研究決定，給予負有領導責任的北京郵電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楊放春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免去其北京郵電大學黨委常委、委員、副校長職務；給予黨委書記王亞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給予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董黨內警告處分。

　　“婚宴”

　　在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對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典型問題通報中，因“大辦婚宴”受處分的占有一定比例。《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85條明確規定，“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操辦婚喪喜慶事宜，在社會上造成不良影響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處分”“在操辦婚喪喜慶事宜中，借機斂財或者有其他侵犯國家、集體和人民利益行為的，依照前款規定從重或者加重處分，直至開除黨籍”。

　　【典型案例】

　　2015年6月，中央音樂學院黨委常委、院長王次炤在其女兒舉辦婚禮中，利用職務便利，接受與該校有共建關系的北京某國際藝術中心提供的婚宴優惠價格，邀請學校同事、下屬參加婚禮并為婚禮服務(其中包括學校領導班子成員5人)，造成不良影響，其行為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和黨的廉潔紀律。學校黨委書記郭淑蘭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第一責任人，對王次炤為其女違規操辦婚禮雖有要求但未予阻止，親自出席婚宴并致辭，沒有嚴格履行主體責任。學校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逄煥磊作為落實黨風廉政建設監督責任的第一人，對王次炤為其女違規操辦婚禮未予阻止，親自出席婚宴，沒有嚴格履行監督責任。經教育部黨組、北京市紀委研究決定，給予王次炤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免去其中央音樂學院黨委常委、委員、院長職務；分別給予郭淑蘭、逄煥磊黨內警告處分。

　　“特定關系人”

　　最高人民檢察院2007年7月8日發布的《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授意請托人以本意見所列形式，將有關財物給予特定關系人的，以受賄論處。”“特定關系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共同實施前款行為的，對特定關系人以受賄罪的共犯論處。”該《意見》所稱“特定關系人”，是指與國家工作人員有近親屬、情婦(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關系的人。

　　【典型案例】

　　2015年6月30日，河南省南陽市中級法院公開開庭審理湖北省政府原副省長郭有明受賄一案。檢察機關指控：2001年至2013年，郭有明利用職務便利，為湖北稻花香集團董事長蔡宏柱等四個單位和個人，在企業改制、返還土地出讓金等事宜上提供幫助，郭有明直接或通過其妻張福蘭、其子郭絢、其弟郭有字、特定關系人肖琳非法收受上述人員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2380.8331萬元。另據了解，南陽市檢察院已對特定關系人肖琳涉嫌受賄、利用影響力受賄案提起公訴。起訴書指控：肖琳在擔任擔任深圳市寶德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原副總裁期間，作為原中共湖北省宜昌市委書記郭有明(另案處理)的特定關系人，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或提升提供幫助，非法收受他人巨額財物，依法應當以受賄罪、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禮尚往來”

　　在司法實踐中，有些官員會以“禮尚往來”為由為實際上的受賄行為進行辯護。所謂來而不往非禮也，正常的禮尚往來多是雙方互相往來，收取者和贈送者互有贈送和收取行為，如果只是國家工作人員單方面收受對方的禮金而從沒有回贈行為或回贈的意思就不能算是正常的人情往來，數額較大的，應認定為是受賄行為。

　　【典型案例】

　　黃柏青在擔任廣東省惠州市經貿委主任、惠州市副市長、省水利廳廳長期間，于平時逢年過節收受省水利廳、省屬有關企業、惠州市黨政領導干部與社會老板賄賂、禮金近億元。其中不少是一些老板和領導干部以“人情往來”為由交到黃柏青及其家人手里的，少則一兩萬元，多的達成百上千萬元。對于每一筆賬，黃柏青與其妻子陳某都默默記在心里。如果有一年行賄者沒有“納貢”，陳某還會覺得奇怪。

　　黃柏青收受的紅包禮金之多令人咋舌。專案組曾在黃家發現一個裝有6萬歐元的信封，但直到接受組織調查，夫妻二人都想不起是誰送的。而且黃柏青夫婦有一個“交往不交易”的謬論，認為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權力交易，收點紅包禮金不過是“禮尚往來”。在離開惠州后，黃柏青也收受一些老同事和當地老板的紅包禮金，認為“反正與他們已經脫離直接關系了”。然而，這些進貢者或許不追求立竿見影的回報，但最終都是為了獲得權力的庇護和回報。

　　2015年9月，黃柏青因違規收受巨額禮金；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他人賄賂等問題被“雙開”，其違紀所得被收繳。(孫艷敏)